国民党里有个最倒霉的高官。1949年底,他本来已经拿到机票,成功逃到了台湾岛。结果前脚刚落地,后脚就被蒋介石一道手令,硬是给赶回了云南。
1949年12月,台北松山机场。一架运输机刚停稳,舱门打开,走出一个穿着皱巴巴军装的中年男人。他叫汤尧,刚卸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
几个月来他从南京逃到广州,又从广州逃到云南,现在总算踏上了台湾的土地。行李箱轮子还没停稳,他心里想这回该安全了。可他不知道,前脚刚落地,后脚就有一道手令在等着他。
汤尧是安徽合肥人,1897年生。年轻时读过安徽武备学堂和陆军大学,后来黄埔军校缺教官,他去当了个上校兵器教官,台下坐的学生里有陈赓和林彪。
可他那辈子几乎没真正带兵打过仗,就是个幕僚料子。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大军过江,国民党主力打没了。汤尧跟着陆军总部一路南逃,从南京到广州再到云南曲靖,全程只顾保命。
12月9日,云南省主席卢汉在昆明通电起义。蒋介石不甘心,当天任命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还让他兼第八兵团司令官。这个头衔与其说是荣耀,不如说是催命符。
汤尧指挥部队向昆明进攻,可他撑不起这场仗,部队被打得抬不起头,只好放弃昆明往南撤到蒙自。
他想从蒙自机场坐飞机逃台湾,或者走陆路去越南。可解放军堵死退路,又拿下机场,切断空中通道。
就在这之前不久,汤尧其实已经成功逃到台湾一次。那是12月下旬,他动用各种关系挤进优先转移名单,坐飞机撤到了台北,觉着自己这回彻底安全了。
可还没歇过劲,蒋介石就召见了他。蒋介石还想着云南的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能再撑一阵,得派个够级别的人去统领。
可谁都知道回大陆是送死,将领们个个推脱,最后这烫手山芋落到汤尧头上。
顾祝同看出他的为难,专门找他,压低声音说:“老兄受累了,先找个地方消遣几日,总裁那头儿回头就见你。”
汤尧满脸冷汗接过委任状,顾祝同又安慰说只是做做样子,过段时间就接他回来。汤尧心里清楚这是送死,可他没自己的嫡系部队,没兵权,不会结党营私,就没资格拒绝。
他不敢违抗,怕自己难逃追责,也怕台湾的家人受牵连。
1950年1月初,汤尧辞别刚团聚的家人,坐专机飞回云南。他后来在回忆里自嘲:“我是飞机送来的俘虏!”
回到云南,他名义上是陆军副总司令,手下拼凑起来也就一万来人,士气低到极点,将领不听调度,士兵四散逃亡,他空有个指挥头衔,只能看着防线一道接一道垮掉。
他安排重兵把守蒙自机场,那是他回台湾的唯一通道。1950年1月15日,蒙自县城里戏院锣鼓敲得震天响。汤尧穿着笔挺军装,翘着腿陷在太师椅里看戏,以为解放军一时打不过来。
可他不知道,解放军第四兵团第十三军第三十七师副师长吴效闵率部从广西隐蔽进入云南,十四个昼夜急行军两千里,当天晚上就赶到蒙自。
汤尧在戏院里忽然听见外面枪声震天,弹起来带着亲信就往机场跑。可赶到一看,机场早被解放军占了。守兵逃没了影,他逃跑的唯一指望断了。
汤尧只能带一小股残兵躲进深山。1月23日,解放军在元江东岸包围了他的兵团部,五六千人被俘。
山梁壕沟里,坐着个又老又狼狈的军官,嘴里念叨:“缴枪吧,不中了……”这人就是汤尧。
他没有抵抗,承认了身份,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解放军给了他一匹马。骑上马又说肚子饿,抓起筷子把两碗米饭和一盘牛肉吃得干干净净。
汤尧被俘的消息传开,人们才知道他是整个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在战场上俘虏的军职最高的国民党将领。1950年,他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在里面他爱抽烟,没钱就向别人伸手要,成了吸“伸手牌”烟的人。他还爱说相声唱戏,成了功德林里的“才艺担当”。
可风光只是表面,到了1962年,他身体越来越差,腿疾和胃病加重。那年仲夏,65岁的汤尧在功德林病逝。临终前他握住狱友的手,喊了一句:“是他,是他害了我。”这个“他”是谁,没人知道。
命运在他死后开了个残酷的玩笑。就在汤尧去世那年冬天,新中国第一批特赦战犯名单公布了。杜聿明在名单上,还有一大批在功德林跟他朝夕相处的人。
汤尧的名字不在上面。他永远不可能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