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将军卧病在床，趁旁边无人陪护时，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死死拉紧，护士赶到后，发现许世友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
 
 
1985年春节前后，许世友住在南京中山陵8号，时不时觉得肚子胀痛。可他根本没当回事，照常早起散步、吃饭喝酒。身边人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摆摆手说自己身体好得很。
 
 
一直拖到3月，他才去了上海华东医院做例行体检。抽血结果出来，甲胎蛋白的数值高得吓人。医生结合他长期饮酒和肝硬化病史，心里基本有了判断。
 
 
301医院的老部下刘轩庭专程跑来劝他转去北京治疗。许世友只说了一句：“我不去北京！”
 
 
刘轩庭问他：“为什么不去？北京条件好。”许世友回答：“北京路太窄。”刘轩庭又说：“长安街很宽啊。”许世友说：“人多，吵架吵不过他们。”
 
 
这话听着像是在说笑，可刘轩庭没敢再往下问。许世友心里比谁都清楚，肝癌晚期去哪儿治都一样，他怕的是万一在北京走了，就回不了南京，更回不了河南新县老家。
 
 
他惦记了一辈子的念头，是死后土葬，回到母亲坟边去尽孝。
 
 
从上海回到南京后，许世友固执地住在中山陵8号，一步也不肯离开。到了9月初，南京军区总医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了特别医疗小组，直接进驻中山陵8号对他进行系统监护。
 
 
可这个倔老头还是不老实卧床，每天坚持下床活动。办公桌上的台历上，他还记着自己每天散步走了多少米。
 
 
肝癌带来的疼痛是极其剧烈的。一直陪在病榻前的儿媳妇后来说，他疼起来从来不叫疼，有一次疼得厉害说要打针，还没来得及打又说不打了。
 
 
他疼的时候不让别人在他身边，房间里一个人都不能有。他内心不愿意别人看到他疼痛的那副样子。
 
 
有一天午饭后，许世友要上卫生间，坚持要自己去。可过了十几分钟都不见他出来。护士不放心推门进去一看，整个人都惊呆了——许世友正用头使劲往墙上撞，额角都渗出血来。
 
 
大家心情很沉重，可谁都不愿意把这件事和“自杀”两个字联系起来。有人觉得他是头痛难忍想用撞击来发泄一下，也有人说他神志不太清醒。
 
 
可没过几天，就出了那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那天中午，护士离开病房只有一小会儿。等她再推门进来，就看见许世友把那条白毛巾勒在自己脖子上，两只手死死地拉着，整张脸憋得发紫，肿得老高。
 
 
护士冲上去想掰开他的手，根本掰不动。叫来人一起使劲，才把毛巾扯了下来。许世友的脖子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勒痕。
 
 
毛巾被拿走之后，他很久都没说话，只是盯着天花板喘气。护士给他擦汗的时候，发现他眼角是湿的，分不清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这事发生之后，病房里所有尖锐的东西都被收走了，钢笔换成了塑料杆的，毛巾也不再挂在明面上。
 
 
到了10月初，许世友已经下不了床了。腹水让他的肚子高高鼓起，黄疸把他整张脸染得蜡黄。10月15日深夜，两辆救护车把昏睡中的他送进了南京军区总医院。
 
 
10月20日，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从北京赶来探望。工作人员俯身在许世友耳边大声告诉他：“杨副主席代表邓小平主席来看您了。”
 
 
许世友费力地睁开眼睛，喉咙里发出几个含糊不清的音节。在场的人都听懂了，他说的是：“我完蛋了。”从不怕死、从不相信自己会死的许世友，这回终于明白自己不行了。
 
 
10月22日16时57分，心电监护仪上的曲线拉成了一条直线。开国上将许世友在南京军区总医院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步。
 
 
许世友的遗体最终没有被火化。早在1985年元旦，他就让秘书给中央写报告请求死后土葬。他给出的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对母亲尽孝不够，活着尽忠、死了尽孝。
 
 
1956年中央领导人签火葬倡议书的时候，他就没签字。这份报告送到邓小平案头，邓小平考虑了很久，考虑到许世友的特殊贡献和他那份孝心，批了八个字：“照此办理，下不为例。”
 
 
10月26日，王震受邓小平委托飞到南京，向许世友的遗体告别，并转达了邓小平的意见——许世友是一位具有特殊性格、特殊经历、特殊贡献的特殊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