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在例行记者会上，将“靖国神社”直接称为“战犯神社”。
 
这并非措辞微调，4月21日，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首次使用“事实上的‘战犯神社’。”
 
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中方再次使用该表述，仅两天后，“事实上的”四个字被去掉，从“事实认定”升级为“定性称谓”。
 
直接原因是8月15日的动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并在参加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神社方向“遥拜”。
 
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前往参拜；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治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稔集体参拜，系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
 
高市在致辞中全程回避“反省”二字。
 
“靖国”二字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吾以靖国也”，意为“使国家安定”。
 
而1978年10月，靖国神社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等14名甲级战犯秘密合祀，这些人均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定罪。
 
一个以“安定国家”为名的地方，供奉的是被国际法庭判定的战争罪犯，名称与实质之间存在根本性断裂。
 
此前中方每次批评都需先解释“这里供着战犯”，客观上默认了其命名合法性。
 
改称“战犯神社”后，问题核心从“参拜行为”转移到场所本身的历史定性。
 
2026年正值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历时两年多，判处25名甲级战犯绞刑或徒刑。
 
80年后，日本现职首相供奉祭祀费、防卫大臣亲自参拜、执政党高层集体前往，这些行为发生在战败投降日，时间点本身构成对审判结论的实质性挑战。
 
命名权即话语权，话语权即历史解释权，“靖国神社”听起来像追思亡灵的中性场所，沿用这个名称等于在日本的叙事框架内讨论问题，改称“战犯神社”，是在起点改写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