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的一天，聂荣臻突然将周恩来从会议室叫出来，聂荣臻面如土色地说：“收到关于钱学森的重要情报。”


周恩来看见了，朝旁边的人说了句什么，起身走了出来。走廊里的光线有些暗，聂荣臻的脸色在阴影里显得格外难看，面如土色。


他往前迎了半步，声音压得极低：“收到关于钱学森的重要情报。周恩来的脚步在离他一步远的地方停住了。


“台湾那边有人活动，”聂荣臻从上衣内袋里掏出一份折成方块的纸，没有展开，只是捏在手里，“目标对准了老钱。


具体手段还在查，但情报来源可靠，近期就要动手。”走廊里静得能听见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周恩来伸手接过那份情报，迅速扫了一眼，又折好还给聂荣臻。他的手指在纸角上按了一下：“他现在在哪儿？”


“五院，下午还在装配车间，最近苏联专家那边有些变化，他心里不踏实，盯得紧。”


周恩来侧头看了一眼会议室的门，那里面还有人等着。他转过身，声音依旧平稳，但语速明显快了些：“马上办。


警卫要加，住处要换，每天上下班的路线和时间都要打乱。他吃什么，用什么，身边接触过的人，全部重新筛一遍。”


聂荣臻点头：“我亲自去办。”“等等，”周恩来叫住他，“动静不要大，不要惊动他。老钱的心思都在导弹上，告诉他，让他安心做学问，别的不要管。”


聂荣臻把情报揣回兜里，转身大步走了。周恩来站在原地，整了整中山装的下摆，推门回到会议室，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往下谈，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当天下午，聂荣臻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好几轮。他沒让秘书代劳，亲自拿起了话筒，给公安部门和警卫局下达了一连串指令。


放下电话，他又要来钱学森身边的勤务人员名单，一张纸一张纸地翻看，最后抽出了其中几张：“这几个人，换下来。


从警卫团里挑政治可靠、身手好的补上去。”命令传到五院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钱学森正蹲在车间的一个角落里，手里捏着一枚零件，就着头顶昏黄的灯光仔细端详。‘


那是导弹上一个关键部位的连接件，苏联专家留下的图纸在这个数据上模糊不清，他已经带着几个技术人员算了两天。他的袖口沾满了机油，鼻梁上的眼镜滑到了鼻尖，也腾不出手去推。


“院长，”助手走过来，“该吃晚饭了。”


钱学森没抬头：“放那儿吧，我把这点看完。”


他吃完那份简单的晚饭回到住处时，夜幕已经四合。院门口站岗的战士还是照例向他敬礼，但他隐约觉得气氛有些不同。


往常这个时候，院子里很安静，今天却多了几个忙碌的身影，有人在检查院墙的电线，有人在他家门口和司机模样的人低声说着什么。


第二天一早，他发现自己的司机换了人。以前的老王是个爱笑的小伙子，今天开车的是个三十来岁的中年人，话很少，车开得很稳。


钱学森只当是普通的人事调动，抱着一摞资料坐在后座，一路上还在翻看手里的计算稿。
变化在几天内变得更为明显。


食堂里给他打饭的人固定了，每天送到他手边的饭菜，总有一个不认识的人先动一动筷子。他办公室里的电话机旁，多了一部红色的机子。


夜里他加班到很晚，走出办公楼，总能看见一辆黑色的轿车无声地停在路灯照不到的地方，见他出来，就会亮起一道柔和的车灯。


这些他看在眼里，但没有问。直到第四天下午，聂荣臻亲自来到五院。


聂荣臻没去办公室，直接进了车间。车间里弥漫着机油和金属粉尘的味道，钱学森正站在梯子上，伸着脖子看头顶的一根管道，手里拿着扳手。聂荣臻在下面喊了一声：“老钱，下来抽根烟。”


钱学森低头看见是他，慢慢从梯子上爬下来，接过聂荣臻递来的烟，却没有点，只是夹在耳朵上：“聂副总理，您有什么指示？”


“最近夜里不要骑车回去了，”聂荣臻自己也点上一根，烟雾在他脸前散开，“我让司机送你。还有，你家的警卫和勤务人员做了些调整，你配合一下，不要单独外出。”


钱学森拍着手上的灰，沉默了一会儿，问：“因为我？”


聂荣臻没直接回答，只是看着他的眼睛：“你只管把导弹弄出来，别的事不要管。这是总理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


钱学森推了推眼镜，点了点头，没再追问。那根烟他终究没有抽，只是小心地放回了聂荣臻的烟盒里，转身又爬上了梯子。


那天他一直干到深夜，走出车间时，他主动走向了那辆等在那里的黑色轿车。


后来的事情证明，这道从三月开始的命令来得十分及时。台湾那边派出的行动人员刚在北京西郊露面，就被埋伏的侦察员连窝端了。


审讯材料送到聂荣臻的案头时，他只是沉着脸看完，锁进了最底层的抽屉。


苏联专家在几个月后撤走了，图纸被带走了一部分，资料室里留下了大量空白。


钱学森带着团队在那些空白上一点点填补，没日没夜地算。那辆黑色的轿车一直跟着他，从五院到实验室，从实验室到他家，风雨无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