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许世友将军卧病在床，趁旁边无人陪护时，用毛巾勒住自己的脖子死死拉紧，护士赶到后，发现许世友脸部肿胀，呈现出令人恐怖的猪肝色。


1985年10月中旬，南京下了两场连阴雨。军区总院三楼的走廊里，脚步声总是压得又轻又碎，好像怕惊扰了什么。朝南那间病房的门大多数时候关着，门里头，许世友已经躺了不短的日子。


他瘦得厉害。肝癌到了终末期，腹水把肚子撑了起来，四肢却细下去，只剩骨架撑着病号服。唯有那双手还是老样子，骨节粗大，手背上布满褐色的斑点，静脉像蚯蚓一样盘在手背。


护士进来记录体征的时候，常常看见他偏着头，眼睛望向窗外。院子里几棵法桐正在落叶，金黄的叶子粘在湿漉漉的地面上。


疼痛袭来，他不大喊，只是两只手揪住床单，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脖颈上的青筋一根根绷起来，像老树皮上的裂纹。


有回陪护的小战士半夜醒来，见他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目光在暗处一动也不动，不知在想些什么。


本来，他是可以去北京的。北京的医疗条件更好，也有人专程来请。他听完只是摇头，说就在南京。


语气平淡，却不容置疑。于是他就一直待在这间病房里，闻着消毒水和中药汤子混在一起的气味，从夏天熬到了深秋。


出事那天，他晚饭时喝了几口小米粥，气色看起来比前几天稳当些。护工见他没咳嗽也没皱眉，就拿着暖壶去水房打热水，想着快去快回。病房里只留了一盏床头灯，光线昏黄，在墙上投下模糊的影子。


许世友忽然动了。他的右手从被子里抽出来，动作很慢，像是要完成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他摸到了枕边那条白毛巾。毛巾是护士下午刚换的，叠成方块，散发着肥皂的洁净气味。


他抓住毛巾的两端，缓缓绕到颈后。病号服的领口敞着，锁骨突兀地露在外面。他的手臂开始向后发力，那双手曾经握过枪、提过笔、在军用地图上指划过山川河流，此刻却死死地勒紧一条毛巾。


毛巾深陷进皮肉里。他的呼吸骤然受阻，胸膛剧烈起伏，喉咙里发出粗重的、类似破旧风箱拉动一般的声响。


因为窒息，血液急速涌向头部，他的脸很快涨得通红，继而又由红变紫，整个面部肿胀起来，呈现出一种让人触目惊心的猪肝色。


他的嘴唇微微张开，舌尖抵着齿关，眼球因为压力而微微外凸，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门开了。
护士端着治疗盘站在门口，盘里的镊子碰出轻响。


她愣了一瞬，随即喊出声来，声音都劈了叉。走廊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值班医生和另外两个护士几乎是冲进来的。


医生一步跨到床前，伸手去扯那条毛巾。毛巾勒得太紧，医生两只手用力才扯开。许世友的头猛地向后一仰，发出一声剧烈的呛咳，氧气像刀子一样刮进肺里。


他的胸膛大幅度起伏，脸色从深紫慢慢转回暗红，肿胀的面颊随着急促的呼吸一点点回落，但那股猪肝色并没有立刻消散，而是在他的颈项和眼眶周围停留了很长时间。


病房里只剩下氧气瓶咕噜咕噜的声响，和他粗重的喘息。


过了很久，他的呼吸才勉强匀过来。医生俯下身，刚要开口，许世友却微微摆了摆手。


他的眼睛始终没有睁开，干裂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丝气音，然后便归于沉默。


护士端来温水给他擦脸，他的手指搭在床沿，指尖还在微微颤抖，但再没有其他动作。这件事之后，病房里再没离过人。


把时间往回拨六年，1979年早春，广西边境的指挥部里还是另一番景象。那时的许世友七十三岁，穿着粗布军装，站在一幅巨大的军用地图前。


他手里的红铅笔在纸上来回划动，电话机响个不停。前线传来战报，他听了就布置，嗓子是哑的，说话却一字一顿，透着股硬朗气。


秘书记得，他当年连续几个晚上没怎么合眼，浓茶喝了一杯又一杯，困极了就伏在桌上眯一会儿，醒来洗把脸继续。


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在地图上指点江山的人，六年之后会躺在南京的一张病床上，连结束痛苦都需要借助一条毛巾。


1985年10月22日，许世友在南京病逝。按照他生前的愿望，他没有被火化，遗体被送回了河南新县，葬在母亲身旁。


少年时他从这里走出去，扛着枪走过大半个中国，最后又回到了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南京军区总院的那间病房后来重新粉刷过墙壁，窗户外的法桐也长高了许多。


只是到了秋天，叶子黄透的时候，老一辈的医护人员聚在一起，偶尔还会说起那个深秋的傍晚，说起病房里那条白毛巾，说起一个老人在生命尽头，用最沉默也最激烈的方式，和折磨自己的病痛做最后的对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