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到底是谁策划？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已经被扣住了。
就在当天，张学良急电中共中央，报告蒋介石以及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人已经被扣，并询问毛主席、周恩来下一步该怎么办。

这个时间顺序很重要。因为它把一件常常混在一起的事分开了：中共此前确实长期争取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也推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可具体到12月12日怎样扣蒋、由谁行动、怎样控制西安，这套计划是在张学良和杨虎城之间形成的。

问题于是落到两个人身上。
张学良和杨虎城，究竟谁才是西安事变的策划者？

如果把“策划”理解成第一个提出强制扣蒋的念头，杨虎城很可能走在前面。张学良后来回忆这段往事时，曾把较早提出强制留下蒋介石的想法归于杨虎城。可张学良在晚年谈到西安事变，又强调过自己的主导作用，也曾把杨虎城称为事变中的重要角色。

提出一个办法，与把这个办法变成一场能够发动的军事行动，并不是同一件事。
1936年春以后，西北的军事关系已经发生变化。
张学良的东北军原本奉命进攻红军，可张学良同中共方面开始秘密接触。4月，周恩来与他会面，双方在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问题上取得重要共识。

东北军同红军之间的敌对行动逐渐减少。
杨虎城掌握第十七路军，又握有西安一带的重要军事力量。他同样不愿再把部队长期消耗在内战里，与中共方面的联系也逐步建立起来。

于是形成了一个很别扭的局面。
张、杨在名义上仍然接受南京方面指挥，蒋介石要求他们继续进攻红军；可在西北实际运行的军事关系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同红军之间已经出现了停战和合作。命令还在往下压，下面却越来越不愿意打。

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
这一次，他不是来听张、杨继续解释的。新的“剿共”部署仍要推进，西北军事指挥也面临调整。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劝蒋停止内战、转向抗日，没有得到接受。

留给他们的路越来越窄。
照令出兵，就要重新同红军作战；继续拖延，西北原来形成的合作局面可能被打散；拒绝执行，部队又可能被调离，手里的实际力量随之削弱。

兵谏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从一个强硬设想逐渐变成现实选择。
假如杨虎城确实较早提出了扣蒋，那么他解决的是“怎么办”的问题。可接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谁有能力把蒋介石扣下来？
蒋住在临潼华清池。12月12日凌晨包围临潼、搜索并最终控制蒋介石，主要依靠的是东北军。
这意味着，没有张学良点头，杨虎城即使提出强制办法，也很难单靠第十七路军完成对蒋本人的控制。

可把蒋抓住，并不等于西安事变已经成功。
临潼距离西安还有一段距离。城内有南京方面的军政人员，还有机场、交通、警宪等重要节点。假如东北军已经在华清池动手，西安城却没有同时被控制，南京方面完全可能迅速组织应对，扣蒋行动甚至会变成一场孤立的军事冒险。

这一块，杨虎城手中的第十七路军不可替代。
到了事变前夜，张、杨已经不再讨论抽象的“该不该强硬”。两支部队开始按照不同方向行动：东北军负责临潼方向，第十七路军控制西安及有关要点。12月12日凌晨，两处同时发动。

这就是判断“谁策划”的分界线。
如果只有杨虎城提出强制扣蒋，却没有张学良调动东北军，兵谏很难跨过华清池这一关。
如果只有张学良控制了蒋介石，却没有杨虎城掌握西安，第十七路军不配合，行动又很难在城市内部站稳。

西安事变能够发生，不依赖某一个人先说出一句多么惊人的话，而在于张、杨最终把各自掌握的军事资源拼在了一起。
一个掌握直接扣蒋所需要的东北军，一个控制西安本地的重要力量。两个人共同作出决定，才使一个设想变成了12月12日凌晨的联合行动。

中共在这场事变中的位置也因此更容易看清。
此前，中共中央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主席等人提出争取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周恩来等人与东北军方面接触，杨虎城方面也建立了联系。这些活动改变了张、杨对继续内战的选择，也为西北出现新的政治关系创造了条件。

但政治上的接近，与制定扣蒋行动计划仍隔着一步。
蒋介石被扣之后，张学良才电告中共中央并询问意见。随后中共中央研究局势，周恩来赴西安，工作的重点已经变成怎样处理一个突然爆发的重大事变。

局面很快变得比扣蒋本身更加复杂。
南京内部态度并不一致，西安方面又不能任由冲突扩大，中共中央转向推动和平解决，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也参与斡旋。张、杨发动兵谏时能够决定的是抓不抓、怎样抓；事变发生以后，却不可能独自决定整个中国政局往哪里走。

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张学良陪同前往南京，此后长期失去自由。杨虎城也离开了原来的军政位置，后来遭遇更加沉重的命运。

所以，追问西安事变是谁策划？杨虎城很可能较早把强制扣蒋的办法摆到了张学良面前，张学良则掌握着这个办法能否跨过临潼华清池的决定性力量。

12月12日天亮以后，蒋介石已经被扣。
而张学良询问中共中央下一步怎么办的那封电报，这时才发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