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管空气推进血管的时候，二十岁的八路军战士没有死。他睁开了眼睛，盯着那个日本军医，眼里全是怒火。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5卷里记载的一笔供述。神纳光治郎，日军中尉军医，当时在山西陵川县担任“卫生宣抚官”。那天他和另一名日本兵抓了三个八路军俘虏。同伙想试军刀的锋利，神纳说：等等，让我先试个东西。
他想试的是“空气注射”——听人说往血管里打进一管空气，人就会在极度痛苦中死去。他想看看是不是真的。
据档案记载，神纳把一管空气扎进那个年轻战士的动脉。战士闭上了眼，脸上血色褪尽。神纳暗自高兴——预想完全实现了。
但不到五秒钟，战士睁开了眼。
那双眼睛里没有恐惧，只有怒火。血色重新回到脸上。神纳在笔供里写，他看到的是“充满着燃烧的怒火，睨视着我”。
第二管空气打进去。同伙在旁边等得不耐烦了，拔出军刀，一刀砍下了那颗年轻的头颅。
神纳交代杀人动机的时候，用了两个词：兴趣，本领。
不是因为仇恨，不是因为命令，不是因为什么“大东亚圣战”。就是想试试空气能不能打死人，就是想在战友面前露一手。
你以为这是个别疯子的行为？在日本战犯的口供里，这种事多到让人麻木。
中央档案馆公布的日本战犯鹈野晋太郎1954年笔供中记载：1944年3月，在湖北省当阳县，鹈野命令部下对一名抗日军情报员嫌疑者刑讯后，委托军医近藤大尉“用注射器向肘关节内侧静脉打了两次（注射器是百西西）空气将他杀害” 。
另一个战犯铃木启久也在笔供中供述：“我为了试验以空气注射杀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怀庆的师团野战病院命令'进行试验'。”
还有一个日本兵，“想看一看活人的内脏”，就协助军医把一个农民麻醉后活活剖开。
另一个更荒唐——路过解剖现场，为了“在士兵们面前显示自己有胆量”，命令手下搬起三十斤重的石头，砸碎了一个活人的头盖骨。
注意，这些不是战斗中的误杀，不是上级的死命令，甚至不是出于什么军国主义狂热。他们就是闲的、好奇的、想显摆的。
翻译成大白话：在他们眼里，中国人的命不是命。是实验材料，是消遣工具，是证明自己胆子大的道具。
这才是最让人脊背发凉的地方。 你以为大屠杀需要什么深仇大恨、需要什么极端思想洗脑？不需要。只需要让一群人相信另一群人不算人，然后杀人就变成了“兴趣”，变成了“本领”，变成了茶余饭后的消遣。
但日本战犯的口供里还藏着另一种心理，比这种“天真的残忍”更值得琢磨。
1942年，潞安陆军医院的军医中尉汤浅谦刚到中国，向老前辈请教：什么样的俘虏该杀？对方回答得很干脆：八路军就算被俘了也不会听话，所以全部杀光。
据知乎等网络资料转述的吉田来元1954年供述，1938年曲沃战役中，日军炮兵伍长吉田来元在供诉里写了自己发射毒气弹时的心情：战争打了一年还看不到头，“四千年历史的汉民族”不会屈服于屠刀，他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活着回去。所以他支持使用毒气，“应该更加彻底地下手”。吉田承认他知道毒气弹会伤及平民，但他觉得“理所当然”。
你注意到没有？这两种心理看似不同，根子上是一回事。
神纳光治郎那种人，是不把中国人当人，所以杀人不需要理由。汤浅谦、吉田来元那种人，恰恰是因为中国人不肯屈服、不肯当顺民，所以才要杀光、毒气放光。
前者是轻蔑，后者是恐惧。
而恐惧的背后，是他们自己在口供里都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中国人没有屈服。 杀了又杀，还是不投降；毒气用了，照样在抵抗；被俘了，眼睛里还在冒火。
那个睁开眼睛瞪着神纳的二十岁战士，到死都没有求饶。 他用最后的眼神告诉那个日本军医：你可以杀我，但你吓不倒我。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先后在抚顺、太原两地关押了日本侵华战争罪犯1109名。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被释放回国，有些人成了反战和平的推动者。但他们亲笔写下的那些文字——那些关于“兴趣”“本领”“全部杀光”的记录——永远钉在了档案里。
有人说战争会把人变成魔鬼。但这些口供告诉我们的比这更残酷：魔鬼不需要变身，一个普通人只要相信对面的人不是人，就什么都干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