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原局长于文明因受贿罪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罚金六百万元。

据通报，于文明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在药品注册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高达6344万余元。

通报中明确提到，其谋利的手段集中在“药品注册审批、产品注册证书延期”等环节。

在医药产业中，药品注册批件和延期证书是企业进入市场、获取巨额商业利润的通行证。一个药品的审批通过或延期，往往意味着上亿甚至数十亿元的商业回报。当行业行政审批、资质延期等口袋权力过于集中且缺乏有效约束时，极易诱发寻租行为。

过去，公众对医药反腐的印象大多停留在医院终端，如医生拿回扣、药企带金销售等。然而，于文明案的宣判清晰地表明，医药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已经全面进入深水区。

反腐风暴正从下游的销售环节，顺流向上延伸至顶层行政审批、资质认可等关键监管源头。这释放了极其明确的信号：反腐没有死角，没有任何一个领域可以成为例外。即使是承载着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重任务的中医药行业，在纪法面前也绝无特权可言。

于文明案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他曾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2018年起担任局长，2023年卸任；2025年6月被查。

也就是说，他长期处于中国中医药行政管理体系的核心位置。

这就让这个案件有了另一层含义，中医药产业已经不是过去那个相对边缘的小行业了。随着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的发展，药品、医疗、保健、科研成果转化、产品注册等领域形成了巨大的商业空间。

商业利益越大，围绕行政资源进行利益交换的诱惑也就越大。所以，中医药产业越发展，越需要现代化的监管体系。

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一体两面，产业做大了，监管也必须跟着升级。不能一边希望中医药产业规模越来越大，一边还用过去相对粗放的行政管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