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盖茨写12页长文警告：如果中美再不合作，AI将会冲击人类社会

文 |尼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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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一条重磅新闻出现在各大科技观察者的桌前：比尔·盖茨在他自己的官网发布了一篇近6000字、长达12页的超长文章，直接点名——“人类已经进入动荡的AI时代，而现在的选择决定未来命运”。

更让人震撼的，是他一改对AI持续加速的乐观态度，首度表达“希望它慢一点”，把AI时代的风险反复拿到公众视野之下。

盖茨的原话并非直接预言人类灭绝，而是警告如果放任失控、缺乏国际合作，AI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正是这种“可控的风险”，才更需要各国坐下来谈。

三年前的比尔·盖茨，还是AI革命的“发烧友”，他曾公开表示，AI令他兴奋程度不亚于上世纪互联网和个人电脑出现时，急于推广新技术的他，把AI看作推动社会进步的引擎。

然而，时间来到2026年，情况出现逆转。

这一次，盖茨坦言自己已从全力支持者变成了“希望刹一刹车的人”，直白地说，“还是得慢下来，否则麻烦难以想象”。

一位因科技变革登上世界顶峰的人突然踩下了急刹车，这本身就意味深长。

以往不遗余力推动新技术的盖茨，如今罕见地当众警示AI“危险极大”。

他用自己的转变提醒大家，不要再以为“高科技等于正面”，有的风险必须直面，不能只看收益不管后果。

在媒体采访中，他甚至直言，在实现基础突破后，自己已是“第一次希望这一技术能放慢速度”，这句话几乎成了全行业的警钟。

警惕之声的背后，是一连串现实冲击。

盖茨直接指出，AI不只是“会替代岗位”这么简单，它还威胁社会结构、公共安全，甚至人类本身的命运。

他谈到自己正在写书，专门讨论AI和生物安全的风险，因为“AI引发现代生物灾难的概率，比自然疫情高出几十倍”。

这种担忧，他不是随口一说——早在2015年，盖茨就提醒过世界对疫情的松懈，7年后他的话被印证并非危言耸听。

他一针见血地说，技术带来的工作变革将不留死角。初级与中级岗位会最先“消失”，如客服、初级程序员甚至销售都难逃冲击。

而随着仿生机器人、自动化大规模应用，传统的蓝领行业也会加入人机博弈，2030年前后，“人与AI竞争”成为许多行业的日常。

更要命的是，过去那套“旧工作没了就会有新工作”的乐观看法，这次可能行不通了——旧的岗位终会消失，新的却难以填补，有些职位会真正“永久消失”。

另外，AI的进步带来的不光是就业变动，还有更深层的犯罪与伦理麻烦。盖茨强调：网络攻击、AI生物恐怖、儿童心理健康——这些都不是科幻，而是现实中的新风险。

他说，如今对AI深度了解的人都“私下很担忧”，但在表面上，却因为资本推动和巨大利益，行业普遍选择“安静”甚至“集体沉默”。

他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沉默，简直震耳欲聋。”

面临上述难题，盖茨并非只耸人听闻更非消极悲观。他提出全球行动需要“三大抓手”，其核心，其实就是找到让AI服务人类而非反噬社会的制度与道德“红线”。

首先，他建议对大型AI系统、机器人进行征税，就像使用水电要交费一样，让企业用AI获利的同时，补偿被替代的社会群体，并投入到再培训和补救机制中。

这种调整不只是缓冲，而是让科技进步的红利能惠及更多普通人，不让冲击集中在弱势人群头上。

接着，盖茨提出了“人类保留区”的设想，这不是科幻迷喜欢的庇护所，而是指在医疗护理、教育、心理等AI难以替代的关键行业，明确划区，不让机器全面接管。

在这方面，他拿出自己家庭的亲身经历，说“有些岗位机器永远不可能取代人情温度”。

盖茨强调的最后一点，就是全球范围的AI监管制度建设。既有核查机制作为历史经验，也有国际合作平台作为范式。

他的结论是明确的：光靠单边自律没法掌控AI风险，只有国际社会共同制定规则、底线，并强化执行机制，才有可能防止最坏局面。而这些合作与谈判，绕不开美国和中国。

大国互动才是局势真正的分水岭。盖茨在文中和多次采访强调，AI监管如果没有中美两国联合推动，就是空中楼阁。

原因很简单，当今AI科技的顶尖阵地就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领先全球太远，别国根本追不上。

这几年，中美之间关于AI的对话和碰撞一直不断。

2023年11月旧金山会晤期间，双方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讨论；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两国高层进一步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据路透社报道，这一年9月前，中美还准备新一轮对话，意在为AI国际治理探底。

但合作空间和边界同样清晰。盖茨警告说，算力、芯片、AI基础模型领域，竞争格局会持续升级，不会出现全面合作场景。

美国眼下对中国的芯片出口管控，好一点的芯片卖一部分，中国也积极做国产替代，形成“你进我退”的博弈结构。

两国能合作的，更多是AI安全红线、紧急热线沟通这种“人类共同利益”领域，基础技术和硬件等“核心利益”则没有侥幸空间。

这时候，盖茨自己也成为桥梁。

他预计于今年11月访华，希望与中国高层开诚布公谈AI治理，而他本人的角色也不言自明：既要传递北美意见，也要理解中国考量，为中美合作搭一条“非官方但有效”的路。

有人说，这时候需要的不仅是企业家的远见，更是科技和政策结合的实际行动力。

今年剩下的几个月，是全球AI治理的关键时刻。

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间对话虽然即将展开，但双方短期内不太可能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

但意义绝不小于普通意义上的“谈谈而已”：把应对措施、安全热线等机制先建立起来，为接下来极有可能出现的AI突发风险留一道安全阀。

到了11月，盖茨的中国之行很可能会与正式会晤同步展开。议题不涉及贸易和尖锐争议，只聚焦于大模型安全、AI病毒防控以及下一代技术伦理底线。

而展望2027年前后，国际社会有望设立AI核查机构，参考历史上原子能机构的治理范式，各国都不能缺席，也都要抢着参与规则制定，这既是一场合作，更是一场比拼智慧和战略的较量。

最后，比尔·盖茨一再提醒全球社会，“AI对就业的最大冲击期可能出现在2030年前后”，彼时批量岗位消失、社会心理反应和政策压力会同步爆发，到那个临界点，任何国家都不能再“等一等，看看再说”。

如今的盖茨不再单纯“卖弄经验”，他本人就是一个世界风险的目击者和警告者。在AI的这场赛跑里，中美必须思考到底如何既推动创新，又守护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