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越南那边搬出了一套主权说法，说西沙群岛是他们的，中国在羚羊礁和鸭公岛的建设“非法无效”，还要求中方“立即停止”。有记者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提问，郭嘉昆的回答非常简短，就两句话：“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据悉，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在一份公开声明中宣称，越南对西沙群岛（越方称“黄沙群岛”）拥有主权。
 
声明措辞强硬地指出，未经越方允许，外国在包括羚羊礁和鸭公岛在内的西沙群岛一切活动，均属“完全非法无效”。越方宣称已就此向中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中方“立即停止”相关活动，并“确保不再发生”。
 
这等于是在说，你在自己院子里修个花坛，隔壁邻居跑来说“这院子是我的，你得先问我同不同意”。
 
9月3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郭嘉昆就此问题作出回应，仅以两句话予以坚决驳斥：“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不存在任何争议。中国在自己的领土上开展必要建设是主权范围内的事，越方无权说三道四。”
 
这段回应看似平淡，实则每一句都有讲究。第一句“固有领土、不存在争议”是在确立事实前提，沙的主权归属在历史和法理上都是明确的，归属中国。第二句“主权范围内的事”则是在援引国际法的核心原则，即主权国家对其领土拥有排他性的管辖权，外部势力无权干预。
 
两句话的逻辑链条非常清晰：因为西沙是中国的，所以中国在西沙干什么都是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
 
至于越南声明中所谓的“非法”“无效”“交涉”，从一开始就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后续所有推论自然站不住脚。
 
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有着漫长的历史渊源。考古工作者在西沙甘泉岛上发现过唐宋时期的居住遗址，证明中国先民早在千年前就在这片海域耕海牧渔、留居岛礁。
 
中国人民在南海的活动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中国最早发现、命名和开发利用南海诸岛及相关海域，并持续、和平、有效地行使主权和管辖。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被日本侵占的中国领土包括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理应归还中国。
 
中国政府随后派员接收了这些岛礁，并在西沙永兴岛上立下了“海军收复西沙群岛纪念碑”，碑上“南海屏藩”四个大字至今仍清晰可辨。
 
此后数十年，国际社会长期未对中国实际管辖提出实质性异议。
 
真正的问题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越南开始对西沙和南沙提出主权主张。1975年越南统一后，开始声索中国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
 
2012年，越南国会通过了《越南海洋法》，将中国的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纳入所谓越南“主权”和“管辖”范围。
 
从国际法的视角看，领土主权的取得通常需要满足“发现”“先占”“有效占领”和“持续行使管辖权”等条件。
 
中国的主张不仅有丰富的历史证据链，更有自二战以来不间断的实际管辖作为佐证。而越南的主张，主要依据对历史上一些地名的附会和对殖民时期材料的片面解读，其法律根基在国际法主流学界看来是比较薄弱的。
 
在国际法层面，中国对西沙群岛的主权主张，在历史事实和国际法依据上构成完整、连贯的证据链。
 
首先，国际法院在“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中确认，长期、和平、持续的国家行为可作为领土主权主张的有效证据。
 
中国对西沙群岛的管辖，从唐宋时期先民活动，到明清时期行政管辖，再到二战后依据国际法正式接收，构成了完整、连续、和平的主权宣示与行使链条。
 
其次，《开罗宣言》（1943年）明确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波茨坦公告》（1945年）第八条重申开罗宣言的实施。
 
西沙群岛在二战期间被日本侵占，1946年中国政府依据上述国际文件派员接收并在永兴岛立碑，该行为在国际法上构成对主权的重新确认和有效宣示。
 
相反，越南的主张在事实层面缺乏支撑，在法律层面违反禁止反言原则，其单方声明不产生国际法效力。
 
国际法院在“柏威夏寺案”（1962年）中明确适用了禁止反言原则，一国不能在长期默认或承认某种状态后突然提出相反主张，损害他国的信赖利益。
 
越南在1975年统一前，北越政府曾多次承认西沙群岛属于中国，统一后越南完全推翻前述立场，严重违反禁止反言原则。
 
此外，越南历史上所谓“黄沙群岛”实指越南近海岛屿，与西沙群岛的地理位置无法对应，其主张缺乏可靠的史料和考古证据支撑。
 
进一步而言，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诉美国案”（1986年）中明确：一国不能通过单方面行为为他国创设法律义务。
 
越南2026年9月的声明属于单方政治立场宣示，不产生国际法上的法律效力，不能改变西沙群岛的法律地位，也不能为中国创设“停止建设”的法律义务。
 
因此，越方的任何说辞均属无理，中方立场无可撼动。
 
对此，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