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但凡老婆孩子全往国外送的，就该统统清出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这帮人不先扫地出门，国家和百姓的利益拿什么来保？
 
卢麒元老师有个重要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核心决策人的资产，家人在国外，这个核心决策人就不能全心全意地为这个国家的利益考虑。
 
这句话能戳中那么多人，不是因为它有多尖锐，而是它说出了一个再朴素不过的道理：心在哪里，根就在哪里。一个人的老婆孩子在海外定居，主要资产存在境外银行，你让他在涉及国与国利益博弈的关键时刻，心里那杆秤能不偏？
 
这不是道德审判，这是人性。换作任何一个普通人，至亲至爱都在大洋彼岸，做决定的时候能不替那边多想一层？可普通人多想一层，顶多影响自己家的日子。手握公权力的人多想一层，影响的就是政策走向、项目审批、资源分配，甚至是国家安全。
 
这种人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裸官"——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名字听着刺耳，画像却很清晰：人在国内掌权，根已经扎到了国外。
 
国家对这个问题不是没有警觉。2010年，中办国办就颁布了《关于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暂行规定》，把这类人纳入重点监管。2014年2月，中组部进一步印发《配偶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任职岗位管理办法》，画了五条红线：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岗位、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岗位，以及涉及军事、外交、国家安全、机要等重要岗位，裸官一律不得担任。现任岗位上的，要么家人回国，要么调岗。
 
当年这轮清理动了真格。全国副处级以上裸官清理基本完成，光是广东一个省，就摸出2190名裸官，最终对866名干部作出岗位调整，其中市厅级干部9名、处级130多名。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是一个个曾经被默认"可以两头占"的灰色地带被撕开。
 
可制度的篱笆扎起来了，有些窟窿还是堵不住。最典型的就是那些"半裸官"——配偶子女办了海外的居民身份证，人却仍然留在国内工作生活，身份上已经"裸"了，日常里却看不出来，隐蔽性更强。广州市原副市长曹鉴燎就是这样，他和家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拿了港澳居民身份证，却一直在国内任职，直到案发才被扒出来。
 
更让人揪心的是那些已经跑了的。杨秀珠，浙江省建设厅原副厅长，"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2003年4月带着涉案2.532亿元仓皇出逃，窜逃多国，一度扬言"死也要死在美国"。这一逃就是13年7个月，2016年11月才回国投案，最终被判8年，追缴所得2640万元。
 
闫永明，"百名红通人员"第5号，潜逃新西兰15年，在南半球过着百万富翁的生活。2016年11月，在中新执法合作下回国投案。
 
这些人跑的时候为什么那么顺？因为家人早就安顿好了，资产早就转移出去了，国内的职位对他们来说更像是一张随时可以兑现的"提款机门票"。风声一紧，机票一买，跟海外的家人团聚去了，留下的是被掏空的项目、被坑害的百姓，和一笔笔烂账。
 
我有时候在想，老百姓对这件事的愤怒，到底在愤怒什么？不是愤怒有人把孩子送出国读书——普通家庭省吃俭用供孩子留学，那是人家的本事和选择。真正让人不舒服的，是那种"两头下注"的姿态：在国内享受着公权力带来的地位和资源，在国外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和退路。干得好就继续在台上风光，干不好或者风声不对就拍拍屁股走人，反正老婆孩子钱都在外面。
 
这种心态本身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当一个人做决策的时候，潜意识里始终在权衡"这个决定会不会影响我海外家人的生活质量""这个政策会不会波及我在境外的资产"，你还能指望他百分之百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上吗？
 
卢麒元老师8月21日又发了一篇文，话说得很重："国家绝不能有侥幸心理，绝不能将全家血汗收入放在隔壁老王那里。"话糙理不糙。14亿人的大国，从来不缺愿意把根扎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没必要养着一群"两栖官员"。
 
当然，制度建设不是一刀切。家属海外留学、工作、定居情况千差万别，怎么界定"移居"、怎么区分正常交流和利益转移，都需要精细设计。但方向是明确的：公权力必须和公共利益绑定，掌权者的根必须扎在国内。
 
说到底，老百姓要的不多，就是希望那些坐在决策位置上的人，跟自己坐在同一条船上。船要沉了，掌舵的人先跳船跑了，这才是最让人寒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