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时期，中国曾短暂向德国宣战，前因后果是什么？

1917年8月14日，北洋政府正式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宣战。

那个时候，欧洲的战壕里已经打了三年，各方死伤数以百万计，战局胶着，看不到尽头。中国在1914年宣布中立，战争打了将近三年都没参进去，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开口？

宣战诏书下达的时候，北洋政府内部刚刚经历了一场差点把政府拆散的内讧，前一任总统刚被逼走，张勋带着辫子兵进了北京，把溥仪抬出来复了十二天的辟，又被打出去。

宣战这件事，就发生在这片狼藉刚刚收拾完的时候。

要把这件事说清楚，得先把中国当时的处境放进去看。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中国选择中立，这个选择在当时有它的道理。

北洋政府自己内部就不稳，袁世凯去世之后，北京的政治格局进入各派系轮流博弈的状态，对外用兵的本钱和心思都不足。

与此同时，日本趁着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在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把在山东的权益大幅扩张，把德国原来在山东的势力范围顺手接了过来。

这笔账，中国方面一直想找机会算回来。

1917年，战局出现了变化。

美国在4月对德宣战，协约国阵营的分量进一步加重，德国那边则陷入两线鏖战、腹背受压的处境。

更要紧的是，协约国开始主动找中国谈，希望中国加入，哪怕只是在名义上壮大声势，也有利于接下来谈判桌上的格局。

段祺瑞在这个时候看到的，不是一场要打的仗，而是一张将来可以用的牌。

段祺瑞主导北洋政府国务院，力主参战。

他的逻辑后来被概括为"以战求和"，意思是通过加入战胜国阵营，在战后的和会上拿到一个说话的席位，然后用这个席位去要回山东，顺带把德国在中国的各项特权废掉。

这个思路不是没有道理，但前提是战后真的能坐到那张桌子前，而且坐进去之后能说上话。

这两个前提，事后都出了问题，但在1917年，参战决定还是推了下去。

推进的过程并不顺利，内部先打了一架。

总统黎元洪不赞成参战，国会里也有相当多的反对声音，围绕参战问题，国务院和总统府之间的拉锯持续了好几个月。

段祺瑞一度联合各省督军向黎元洪施压，黎元洪顶不住，解散了国会，随后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黎元洪随即请张勋进京"调停"。

张勋进了北京，干的是另一件事，把溥仪推出来宣布复辟，这是1917年7月的事。

段祺瑞随即以"讨逆"名义出兵，十二天打完，张勋出局，复辟结束。

段祺瑞回到北京，黎元洪出走，冯国璋继任总统，段祺瑞重掌国务院，参战这件事没有人再在明面上拦着了。

8月14日，宣战照会正式发出。

德国和奥匈帝国驻华使馆人员被接管，在华德侨受到管制，德国在中国的租界被收回，德奥两国对华的庚子赔款停付。

这几件事，是参战之后中国当即拿到手的实质内容。

德国在汉口、天津的租界就此收归中国管理，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少数几次从列强那里直接取回权益的案例。

但参战的代价，落在另一批人头上。

中国没有把军队送上欧洲战场，能送过去的是劳工。

战争期间，大批华工经由法国、英国的招募，前往西线战场后方从事挖掘、搬运、修缮等体力劳动，估计总数在十四万人上下，各方史料数字略有出入。

这些人的工作条件相当艰苦，一批人在途中因德国潜艇袭击船只而遇难，还有一部分在战场附近因伤病和战事波及而死亡。

战争结束之后，留下来的华工另行协商遣返，整个过程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华工群体在欧洲战场上留下的记录，后来被陆续整理进相关史著，但在当时的国内舆论里，这件事几乎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参战的利弊，各方盯着的是和会上能要回什么，劳工的处境不在这个视野之内。

1919年，巴黎和会开幕，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出代表团。

代表团带去的核心诉求，是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

但和会上，英法美三国已经在秘密协定里承认日本对山东的权益，中国的要求被拒绝，山东问题的裁决倒向日本一方。

消息传回国内，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段祺瑞当年想用参战换来的那张牌，在和会上没有打出来。

华工的血汗、德国租界的收回、停付的庚子赔款，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但山东这一块，最终没能要回来。

北洋政府始终没有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这是中国代表团在巴黎留下的那个态度，也是整件事在史书上落地的方式。

参考来源：
《中华民国史》第三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2011年
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1990年
徐国琦：《中国与大战》，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