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深秋，谢贤在澳门赌桌上输得昏天黑地，欠下的赌债滚到了一千六百万港币。

债消了，日子却像被抽走了主心骨。谢贤在家闷了整整一个月，门都不太敢出。狄波拉照常送孩子上学、买菜、打理家务，脸上没什么表情，话也少了许多。有时谢贤想凑近说点什么，她只是淡淡转身，去收阳台上晾干的衣服。
赌债的事像没发生过，可屋里空气总是沉甸甸的。谢贤戒烟戒了一阵，没忍住，又缩在阳台角落抽起来。烟灰掉在地砖上，他赶紧用脚蹭掉，抬头正对上狄波拉从厨房窗口望出来的目光。他手一抖，烟头烫到了手指。
何鸿燊那边再没联系。这份人情太大，大到谢贤不知道该怎么还，甚至不敢提起。偶尔在报纸上看到何先生的消息，他会盯着看很久，然后默默把报纸折起来，塞到茶几下层。
年底，谢贤接了一部电影，要去马来西亚拍三个月。收拾行李那晚，狄波拉把他常穿的几件衬衫熨好，叠进行李箱。谢贤站在卧室门口，看着她弯下的背影，突然说：“拉姑，我……我不会再碰了。”
狄波拉手上顿了顿，没回头，继续叠下一件。“霆锋下个月学校有音乐会，他练了很久钢琴。”她把衬衫领子理平，“你赶得回来吗？”
“我一定回来。”谢贤赶紧说。
她合上箱子，拎起来放到墙边，这才转身看了他一眼。“路上小心。”
飞机上，谢贤望着窗外翻滚的云层，想起离家前儿子躲在自己房门后偷看的样子。孩子眼睛里的怯生生的神情，像根细针，扎得他心口发麻。
片场日子很苦，他拍得格外拼命。导演喊卡后，他常一个人坐在道具箱上发呆。同组的人约他去喝酒，他都推了。收工早的夜晚，他就给家里打电话。通常是保姆接，说太太在哄妹妹睡觉，或者带哥哥练琴。有时候狄波拉会来接，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有事吗？”
“没事……就问问家里好不好。”
“都好。”
然后就是沉默，和电流沙沙的轻响。
电影拍到尾声时，谢贤在片场摔了一跤，伤了腰。消息不知怎么传回了香港。受伤的第二天深夜，酒店房间电话响了。他忍着痛挪过去接起来，是狄波拉。
“严重吗？”她问。
“不严重，扭了一下。”
“医生怎么说？”
“说休息几天就好。”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何先生今天派人送了点药材到家里，说是对骨伤好。”她的声音很轻，“我寄给你。”
谢贤握着话筒，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他张了张嘴，最后只挤出一句：“谢谢。”
“嗯。”她说，“早点睡。”
挂了电话，谢贤在黑暗里坐了很久。窗外是异国陌生的夜色，远处有零星的灯火。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那一千六百万的债或许消失了，但有些东西永远地改变了。他欠下的不止是钱，是一个女人在最难的时候独自挺直的背脊，是一个家险些破碎又勉强粘合的裂痕。
三个月后他回家，正是霆锋学校音乐会的前一天。推开门，家里窗明几净，饭菜香从厨房飘出来。儿子冲过来抱住他的腿，女儿踉跄跟在后面。狄波拉从厨房走出来，腰上系着围裙，手上还沾着面粉。
“回来了？”她说，“洗手吃饭吧。”
饭桌上霆锋兴奋地讲着明天要弹的曲子，妹妹把饭粒吃得到处都是。狄波拉低头给女儿擦嘴，侧脸在灯光下显得柔和。
谢贤扒了一口饭，嚼了很久。那些堵在心里的话，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有些坎得自己慢慢迈，有些债得用往后每一天去还。他夹起一块鸡翅，放进狄波拉碗里。
她抬眼看了看他，没说话，夹起来慢慢吃了。
夜渐渐深了，孩子们睡了。谢贤站在阳台上，望着楼下街灯蜿蜒的光带。澳门那些炫目的霓虹、震耳的骰子声，都仿佛隔得很远很远。身后客厅里，狄波拉轻轻关上了电视，收拾好沙发上的毛毯。
他听见她走来的脚步声，在身后停下。
“风大，进去吧。”她说。
谢贤转过身，点了点头。两人一前一后走进屋子，玻璃门轻轻合上，隔断了深秋的凉意。
客厅的灯暗了下来，只有走廊留了一盏小夜灯，昏黄地照着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