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巩俐25岁，导演张艺谋就在几米外。可他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女友，在44岁李保田的怀里，为了能够完美的拍《菊豆》，只能“真空上阵”，无替身无滤镜实拍，这一刻，整个剧组都屏住了呼吸。

监视器后面，张艺谋的背绷得很直。他没说话，只是把微微前倾的身子往后靠了靠，椅背发出一点轻响。副导演瞥了他一眼，张艺谋的视线没离开屏幕，只抬了下手。副导演会意，对场记低声说：“这条过了。”

染坊里的闷热好像凝住了。巩俐从李保田怀里退开，顺手扯了扯身上粗布衫的襟口，布料被汗粘在皮肤上。她没往导演那边看，低着头走到旁边，接过助理递来的水壶，小口喝着。

李保田抹了把额头的汗，走过来。“导演，刚才那条情绪……”

“挺好。”张艺谋打断他，声音有点干。他站起来，走到染池边，看着水里浑浊的染料。“保田，你过来。下一场是你独自在染池边的戏，你想的是……”

两人讨论起来，声音不高。巩俐喝完水，走到屋檐下的阴凉处坐下，用草帽扇着风。场工开始重新布置灯光，钢丝绳吊着的染布缓缓移动，在她脸上投下晃动的影子。

化妆师过来给她补妆，用粉扑按了按她颈后的汗。“巩姐，你这皮肤都闷红了。”

“没事。”巩俐说。她看着染坊中央那两个讨论剧本的男人——她的导演和她的搭档。张艺谋比划着，李保田频频点头。她能看出张艺谋在刻意专注，脖颈的线条有点僵。

过了一会儿，张艺谋走过来。“下一场准备。”

他站在她面前，眼睛看着她身后的柱子。“刚才……辛苦了。”

“应该的。”巩俐说。

他点点头，转身要走，又停住。“晚上……收工后一起看下样片。”

“好。”

拍摄继续。接下来的几场戏都是李保田的独脚戏，巩俐可以在旁边休息。她没回临时搭的休息棚，就坐在原地看。李保田在染池边徘徊，弯腰搅动染棒，动作迟缓而沉重。这个四十多岁的男人，要演一个二十出头、被欲望和伦常撕扯的年轻人。他靠的不是外形，是那股子从骨头里渗出来的憋闷。

张艺谋的要求格外严。“不对。不是愁，是饿。那种心里头烧着的饿，懂吗？”

李保田点点头，重新来过。一遍，又一遍。

场工们蹲在角落，有人悄悄打哈欠。副导演看看表，凑到张艺谋耳边：“导演，快六点了，大家还没吃晚饭……”

“拍完这条。”张艺谋没回头。

终于，在染坊的天光完全暗下去之前，张艺谋喊了“过”。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肩膀。“收工，吃饭。”

晚饭就在祠堂改的食堂里吃，简单的面条和青菜。剧组的人围坐成几桌，很安静，只听见吸溜面条的声音。累了一天，没人想说话。

张艺谋端着碗，坐到巩俐对面。他吃得很快，吃完也没走，用筷子慢慢划着碗底。

“今天那场戏，”他开口，声音不大，“国外很多片子也这么拍，但咱们不是为了噱头。”

“我知道。”巩俐说。

“这个角色不好演，太憋屈，太苦。你这两个月……不容易。”

巩俐抬眼看他。张艺谋的眼睛里有血丝，下巴上有没刮干净的胡茬。她知道他压力更大，这片子题材敏感，筹拍时就磕磕绊绊，每一分钱都得掰着花。

“李老师也不容易。”她说。

张艺谋顿了顿。“他是个好演员。”他放下筷子，“晚上看样片，主要看你的部分。有些细节可能还得调。”

吃完饭，张艺谋和主创人员挤在临时剪辑室里看样片。黑白画面在屏幕上跳动，染坊的布匹像垂死的旗。放到白天那场戏时，房间里格外安静。巩俐看着屏幕上的自己，那不像她，那是另一个活在深井里的女人。

放完了，张艺谋让其他人先走，只留下巩俐。他倒带回几个片段，暂停。

“这里，你躲开他眼神的时候，肩膀可以再沉一点。不是怕，是认命。”他指着画面，“还有这，他手碰到你的时候，你别闭眼。睁着，但要空，看远处。”

巩俐点头。

张艺谋关上机器，房间一下子暗了。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月光。

“累了就回去休息。”他说。

“你也早点歇着。”巩俐走到门口，手扶着门框，停了一下。“明天那场雨戏，我听天气预报说可能真下雨。”

“那更好。”张艺谋的声音从黑暗里传来，“省了洒水车。”

巩俐轻轻带上门。走廊里，几个还没睡的场工在抽烟，红点明明灭灭。她走回自己住的老屋，推开门，木床发出吱呀一声。她没点灯，在黑暗里坐下，摸了摸粗糙的床单。窗外是黟县沉沉的夜，没有车声，只有远处几声狗吠。

她想起白天李保田身上的汗味，想起染池里靛蓝的水，想起张艺谋盯着监视器时紧抿的嘴角。这不是她第一次拍他的电影，但这次不一样。这地方，这故事，这人，都太沉了，沉得要把人拽进地底去。

她躺下来，睁着眼看屋顶的梁。明天还得早起，还得是菊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