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31岁的徐小凤嫁给了汽车经理廖晖，对方生意做得很大，也对徐小凤提出了一个要求：“你别唱歌了，我们定居美国吧。”
 
廖晖认为，结婚就应该有结婚的样子。两个人一起去美国，不能一个人在外面发展，一个还留在香港唱歌。徐小凤却开始追问，所谓结婚的样子，到底是谁规定的？
 
这句话没有立刻改变什么，却把两个人之间的分歧摆到了桌面上。
 
当时婚礼请柬已经印好，粉色纸张，烫金字体，亲友也陆续收到。母亲打电话询问婚礼当天要穿几套衣服，徐小凤却只说了一句，可能不办了。
 
请柬已经发出去，消息也传开了，难道说取消就取消吗？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场婚礼，对徐小凤来说，却像是一道越来越清楚的提醒。
 
她拿起请柬，摸到上面凸起的纹路，随后打开琴盖，弹了几个和弦。手指有些僵，因为最近练得少，可几个音一响，她还是找回了熟悉的感觉。
 
第二天，她去了唱片公司。
 
制作人老陈拿来一首新歌，副歌有高音转调，对气息要求不低。徐小凤刚哼了两句，就下意识调整站姿，重新找发声位置。
 
这不是简单的习惯动作，而是一个歌手多年训练留下的本能。拿到歌，她会想怎么唱，哪里换气，尾音怎么收，这些事情早已进入身体。
 
老陈看着她笑，说这就是职业病。她也笑了，可笑了一会儿，又突然停下来，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以后不唱了，会怎么样？
 
老陈没有急着回答，只是看出了她的犹豫。
 
晚上，廖晖回到家时已经喝了酒。徐小凤坐在客厅等他，两人把话说得更直接。
 
廖晖要去美国发展，徐小凤如果跟着过去，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继续演出。到了一个没人认识她的地方，难道要重新开始吗？他还提醒她，已经31岁了。
 
这句话的分量不轻。对当时的女歌手来说，年龄、婚姻、家庭，经常会被放在事业前面衡量。结婚以后还能不能继续唱，不只看个人愿不愿意，还要看伴侣是否接受，市场是否给机会，生活能不能配合。
 
徐小凤提出可以两地飞，廖晖却认为那样不像一个家。
 
两个人说的都不是没有道理。一个在谈未来的稳定，一个在守住已有的生活和事业。真正难的地方就在这里，很多关系不是因为谁完全错误才走到分岔路口，而是两个人对未来的想象已经不在同一条线上。
 
那一晚，徐小凤坐在客厅直到天亮。
 
晨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地板上的光线慢慢移动，最后落在那张粉色请柬上。她拿起电话，联系老陈，问今天能不能录样带。
 
当时才早上六点，老陈还没完全睡醒。徐小凤只说，现在就来。
 
录音棚里，前奏响起，她戴上耳机开始演唱。唱到第三句时，喉咙突然发紧，声音没有出来。她摘下耳机，示意重来。
 
第一次失败，是情绪影响了声音。第二次，她还是没有逃开这件事，但坚持把整首歌唱完。
 
走出录音间，老陈递给她水。听说她要去美国，还要放弃唱歌，他沉默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少了她，歌坛会觉得可惜。
 
这句话未必能解决婚姻问题，却让徐小凤重新确认了一点，她不是舍不得一份工作，而是舍不得那个仍然想唱歌的自己。
 
台湾歌手江蕙则在2015年宣布封麦，告别大型演出。有人是为了生活暂时离开，有人是主动结束，有人最后又回到台上，选择不同，结果也不会完全一样。
 
所以，徐小凤面对的并不是只有留下和离开两个按钮。她也可以两地往返，也可以暂别几年，也可以换一种方式继续唱。只是当时的婚姻安排，把这些可能性一一压缩了。
 
三天后，她约廖晖在常去的茶餐厅见面。
 
下午三点，店里没有多少客人。她点了菠萝油，像往常一样，把上面的酥皮掰成小块。这个细节很普通，却让这次谈话多了一点生活气息。
 
她告诉廖晖，自己不去了。
 
廖晖问她，是不是已经想清楚，难道连婚礼取消、亲友议论也不在乎了吗？
 
徐小凤的回答很简单，知道就知道，比以后后悔强。
 
这句话没有争吵，也没有指责。她只是承认，婚礼取消会带来麻烦，亲友会有看法，已经安排好的生活会被打乱，可这些代价，她愿意承担。
 
为什么一定要在31岁放下事业？为什么结婚就必须由一方彻底改变？为什么稳定生活就一定要以放弃热爱为代价？
 
这些问题，当年没有标准答案，今天同样没有。有人把家庭放在前面，有人把事业放在前面，也有人努力在两者之间寻找办法。重要的是，选择不能只由一个人决定，更不能把一方的梦想说成可有可无。
 
廖晖最后点了点头，叫服务生买单。走到门口时，他回头说保重，然后上车离开。
 
车拐过街角，徐小凤没有追上去。她站了一会儿，转身回到录音棚。
 
老陈正在调音，看见她进来，只抬了抬下巴，让她去录那首难度很高的歌。
 
红色和绿色的指示灯在控制台上不断闪动，像香港夜里的灯光。徐小凤走进录音间，戴上耳机，前奏再次响起。
 
这一次，她深吸一口气，唱出了第一个音。
 
声音出来的那一刻，她大概已经明白，婚姻可以重新选择，生活也可以重新安排，可真正想守住的东西，不能一直交给别人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