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解放军快进成都时，张大千靠国民党高官张群，拿到最后三张飞台北的军用机票，带着四夫人徐雯波，和几十幅自己临摹的敦煌壁画登机。
 
张大千早年在敦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一笔一画临摹洞窟里面的壁画，靠着蜡烛照明，站在木架上，把古老壁画原样复制下来，这批临摹作品耗费了他大量的时间和钱财，他一直把这批画当成很重要的藏品，从敦煌带回四川之后，一直妥善保管在成都的住处。
 
1949年11月之后，成都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城里到处都在传局势变化的消息，国民党方面优先安排军政人员撤离，普通百姓想要拿到离开成都的机票基本没有可能，张大千和张群是四川同乡，两人多年来往，常有书画往来，张大千打算离开成都，就去找张群帮忙。
 
张群当时负责西南地区军政事务，手里掌控着这批撤离用的军用机票，他同意帮张大千申请，最后只批下来三张机票，一张机票只能坐一个人，这就意味着张大千家里十几口人，没办法全部一起走，只能挑选两个人跟着他一同登机，剩下的家人只能留在成都。
 
拿到机票之后，张大千开始收拾随身物品，行李额度有限，他优先留出空间安放临摹的敦煌壁画，画卷都仔细打包，防止路上磕碰损坏，家里人得知只能少数人跟着离开，不少亲人都十分难过，大家清楚这次分开，短时间很难再见面。
 
1949年12月6日，张大千一行人赶到新津机场，机场上人员杂乱，不少准备撤离的人等候登机，飞机是军用运输机，不是平时载客的民航飞机，张大千牵着徐雯波，带上年幼的张心沛，手里看护着打包好的画卷，排队登上这架飞机。
 
飞机起飞之后，张大千一行人先抵达台北，之后辗转多地旅居，这批跟着带走的敦煌临摹壁画，后来也跟着张大千辗转海外各地，多次用于画展展出，让海外不少人看到敦煌壁画的样貌，留在大陆的家人，继续在成都生活，两地亲人长期分开，很多年才有机会重新联络。
 
张大千在外多年，一直从事绘画创作，也持续举办画展，晚年他定居台湾，一直没有再回到大陆，当年没能一同登机的子女，留在国内生活长大，部分子女后来才有机会和张大千在香港短暂相见，一家人隔着海峡，见面的机会很少。
 
这件事放在当年动荡的环境里，就是一次艰难的取舍，三张机票只能带走少数家人和临摹画作，其余亲人留在故土，从此两岸分隔，张大千带走的这批敦煌临摹作品，也成为他艺术生涯里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海外传播了敦煌绘画的样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