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扶老人”这话题，我得先说句不中听的——我觉得全网都盯错了靶子

湖南祁东这件事大家都有所耳闻：老人进店突然晕倒，店主出手帮扶并送往医院，最终老人没能抢救回来。家属向店主索赔10万元，经过派出所调解，店主拿出1.9万元作为“人道主义补偿”。后续司法部门重新介入，明确认定店主没有任何过错，补偿款全额退还，当地企业送上慰问金，罗永浩也捐出10万元抚慰店主。

故事尘埃落定，看上去有了一个圆满结局。

但我想聊的，是很少有人深挖的一层隐患。

舆论场上，大家忙着指责讹诈的家属，反复讨论民法典184条“好人条款”如何落地，呼吁提高讹诈者的违法成本。这些呼吁都有道理，可在我看来，整件事最致命的症结，并不是个别贪心的家属，而是那种不问是非、只求平息风波的和稀泥式调解。

祁东事件最荒诞的矛盾就在这里：从法律层面来讲，店主没有过错，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民法典》好人条款白纸黑字，自愿紧急救助致人损害，救助人无需担责，店主并不满足任何侵权条件。可调解的结果，却是店主掏钱了事。促成妥协的理由很现实——普通人耗不起无休止的纠缠。

家属手里的筹码，并不是确凿的法理依据，而是持续纠缠、以极端方式施压的能力。而部分调解追求的首要目标，有时不是厘清对错、捍卫公平，仅仅是快速把矛盾压下去、大事化小。

我觉得，建立在放弃是非底线之上的“和稀泥调解”，不仅仅是简单的处理失当，它会持续释放错误信号，潜移默化催生投机心态。

我们理性看待，家属痛失亲人，情绪失控、迁责他人，虽不可取，从人性角度尚能理解。可一旦他通过闹事拿到真金白银，就会形成强烈的正向反馈：纠缠施压能够获利。一次成功的投机，会改变一个人的行事逻辑，让伤心的家属变成算计利益的投机者。

当然，我并不是说调解本身催生了恶，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纠纷处理机制放弃原则，客观上纵容了投机行为，相当于给恶行开出了无形的“许可信号”。

比纵容讹诈更可怕的，是它对所有旁观者形成的负面示范。

每一个看完新闻的普通人，心里都会默默算账：店主好心救人、无责却破财，还要承受漫长纠缠带来的煎熬。最终得出一个冰冷结论：做好事，代价太高。

这不是简单的道德滑坡，而是普通人权衡利弊之后的自保选择。当施救的预期风险远远高于冷眼旁观，很多人不敢伸出援手，与其说是人心冷漠，不如说是现实教训带来的自我保护。

一条恶性循环的链条就此形成：无底线息事宁人，让投机者尝到甜头→效仿讹诈越来越多→好人顾虑重重不敢出手→社会信任持续受损，最后所有人集体感慨人心不古。

可我们一味痛骂世风，却忽略了制度传导出来的导向。

我认为，“扶不扶”困局，不能简单归咎于“坏人变老”。更值得反思的是，部分基层纠纷处置机制，容易让讲理、安分守己的老实人做出退让。

有人替基层调解辩解，基层压力大，需要兼顾法理与人情。这点我完全认同，基层工作的难处客观存在。但人情必须建立在坚守法律底线的基础上。如果为了快速平息矛盾牺牲是非对错，所谓人情，就变成了对不当诉求的纵容。

祁东一案虽然纠正了错误退款，好人得到慰藉，可还有两个疑问摆在眼前：当初促成无责店主掏钱的调解偏差，有没有复盘追责？以极端方式施压索要赔偿的家属，是否承担了相应的治安责任？

倘若犯错的环节没有复盘，投机的一方没有代价，那么换一座城市、换一名店主，相似的闹剧迟早会重演。

一味“息事”，很难真正“宁人”，只会不断积累矛盾，催生更多更大的纠纷。

这里想到一个概念：幸福者退让。拥有稳定生活、安分守法的普通人，遇到纠纷更容易妥协退让，不是理亏，而是没有精力长期拉扯。可惜在一些调解案例里，这条规则被扭曲了：最后退让妥协的，往往是最讲道理、不愿闹事的一方。善良变成软肋，安分成为弱点。

只要这套“谁闹事谁得利，越讲理越吃亏”的逻辑得不到纠正，“扶不扶”就永远是一道社会难题。根源不在于坏人数量多少，而在于机制导向是否公平。

好人条款只是事后兜底，想要重建社会善意，更关键的是守住纠纷调解的底线：是非要分明，对错不模糊，绝不能用好人的损失换取表面平静。

在我看来，比起讨论摔倒后敢不敢扶，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完善纠纷处置规则，让善良不必付出代价，让投机闹事无处获利？欢迎谈谈你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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