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遇春黄埔三期出身，红军师长，因为政委杀了他父母，夜杀政委投蒋，庐山血战痛击冈村宁次。

主要信源：（央视网——《血性庐山》）

台北郊外的山坡上，立着一块灰白的碑石，碑面只刻了五个字，杨遇春之墓。

没有头衔，没有生卒，没有一句跋文。

1938年秋天，庐山成了一座被包围的孤峰。

日军一个师团在山下扎营，冈村宁次原以为几天就能拿下这座山，可派出去的部队一次次从云雾里退回来，带着尸体和伤兵。

山上的中国守军不到三千人，枪支老旧，子弹按发数，但日军就是踩不进牯岭。

让人发冷的是对面那套打法，根本不接正面，总在预想不到的地方冒出来打一下，打完就消失。

这种仗日本人从未见过，可有些国军老兵却隐隐觉得，这套路数像极了几年前在江西山林里跟他们周旋的那支红军的影子。

事实上，他们没感觉错。

指挥庐山这场棋的人叫杨遇春，他的履历放在当时任何一支部队里，都会让人愣住。

江西瑞金人，家里是地主，条件相当不错，从小念私塾，后来考进黄埔军校第三期，正正经经是科班出身。

从黄埔出来后，赶上南昌起义，他站在起义的队伍里。

1929年加入共产党，在赣南的深山密林里摸爬滚打，练出一身山地游击的本事。

据说毛主席都对他的游击天赋很欣赏，那个人看人是极准的。

所以杨遇春攀升得很快，20岁出头就当上了红军主力师的师长。

那时候的他，走路带着风，带的兵也敢打仗，是一颗正在上升的将星。

可1933年，他的人生在河边拐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弯。

苏区内部大规模清查阶级成分，他那个地主家庭成了靶子。

父母、叔伯、两个弟弟，一共7口人被处决，家产全部充公。

消息传到前线时，他正蹲在河边洗脚，听完只说了句“我知道了”，然后回屋抽了一整夜烟。

几天后，他约了搭档多年的师政委高传遴到河边散步。

没走多远，他拔出驳壳枪，一枪打在过去同僚的后脑勺上，随后连夜南逃，投奔了国民党。

那声枪响，把杨遇春的名字从红军名册上抹掉，也把他的前半生劈成了两段。

国民党那边对他谈不上热忱，一个连自己政委都敢杀的人，谁心里不嘀咕？

上头给了他个“中将薪参议”的虚衔，薪水照发，就是不给他兵。

杨遇春像个被搁在仓库角落的老式步枪，没有人擦拭，也轮不上战场。

他沉默地过了五年，直到1938年九江失守，庐山告急。

前线急需一个懂山地游击战的指挥，薛岳想到了这个沉寂已久的名字。

理由很干脆，在江西地面上，没有第二个人比他更懂怎么在山里跟人周旋。

杨遇春穿着旧军装上了山，他没有先摆兵阵，而是把山上的三四万难民疏散下去。

不愿走的青壮被组织起来，成立“卫庐社”，帮着守军盯汉奸、送消息。

他又挑选胆大的人组成小支队，趁夜下山清除汉奸，搅得占领区人心惶惶。

山上守军看到这些动作，心里就有了底。

杨遇春的战术让日军非常难受，他把人马化整为零，在沟壑密林间布置隐蔽点位。

日军大队进山，他下令避开接触，日军兵力拉开，他集中小股力量咬住其中一路，日军后方运输，他设伏掐断补给。

白天炮火再猛烈，也只能炸石头，等夜里枪声一响，日军才知道守军根本没走。

九个多月，守军打了大小两百多仗，毙伤日军两千多人，一个整师团被拖在庐山脚下，进退不得。

日军硬碰不成就软泡，他们托人送信上山，说只要杨遇春肯投过来，田产老宅立刻归还。

信里还夹着堂弟的署名，那是他家清算时唯一逃出去的亲人。

杨遇春看了一遍又一遍，最终没有回信，把信纸烧成灰。

他心里有杆秤，人可以走错一步，但不能步步走错，家仇归家仇，国恨归国恨。

1939年4月，日军终于绕开正面，从后山趁夜摸上来。

守军死顶了一天，毙敌300多，却终究寡不敌众。

上方命令撤退，杨遇春带着余部借助一场大雾趁夜突围。

天亮集合，3000人只剩下1200多，庐山陷落了，但这段坚守为后方争取了整整九个月的时间。

杨遇春从此再没有走进历史的前台，1949年他去了台湾，挂名参议，拿份闲俸。

晚年有人问起庐山，他多半摆摆手不多说，1989年病逝，留下遗言，碑上只写名字。

一个人活到末了，能给自己立的不是功名碑，而是一道空白，功过都埋在土里，风一吹，什么也不剩。

可庐山的石头记得他，那座山不会说话，但每一条沟谷、每一片密林，都替他记得那段拿命撑住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