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自恃功高，向毛主席要官，希望担任省委书记，毛主席气道：“开除党籍，永不录用！”
戴季英是湖北黄安人，1927年前后已经投身革命。鄂豫皖斗争时期，他担任过红二十五军的重要领导职务，长征前后又在军队和地方组织中工作。到了抗日战争后期，他的人生再次与河南紧紧联系在一起。
1944年秋，中共中央准备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戴季英与王树声等人被派往河南。河南区党委、河南军区和河南人民抗日军建立后，戴季英出任河南区党委书记，并兼任军区政治委员。这段经历，在后来那场职务风波中非常关键。
因为在戴季英看来，自己不仅革命年头长，而且早就主持过河南地区的党务工作。等到1949年河南全境陆续解放，新的河南省委组建，领导班子按照新的形势重新安排，他却没有再回到省委主要负责人位置，而是担任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
今天看开封市委书记似乎只是一个地方岗位，可当时情况不同。开封还是河南省会，是全省政治和行政工作的重要中心，城市接管、恢复生产、稳定市场、干部整顿，都压在市委肩上。组织把戴季英放在这里，并不是把他闲置起来。
问题恰恰出在他怎样理解这个安排。
戴季英觉得，自己过去当过河南区党委书记，又有二十多年革命经历，如今反而只是主持开封工作，这与他的资历不相称。他对河南省委主要领导逐渐产生意见，认为一些人的革命经历和在河南工作的时间都不如自己。
这种想法如果只留在个人情绪中，事情或许还有调整余地，可后来它开始影响正常工作。
1952年河南省委形成的处分材料提到，在此前数年时间里，省委和市委曾多次开会帮助戴季英认识问题，也进行过谈话，希望他处理好个人与省委、个人与集体领导之间的关系。但这些努力没有得到预期效果。
开封离河南省委机关很近，按理说市委与省委之间应该保持顺畅联系，可当时双方的工作协调越来越困难。有些工作材料不能及时送达，一些省委布置的任务在市委内部传达、研究也不够顺利。个人情绪，已经慢慢变成组织运行中的障碍。
更麻烦的是，戴季英并不认为问题主要出在自己身上。
在一些干部会议中，他继续表达对省委领导工作的不满。省委要求他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方式，他却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对待。双方的矛盾就这样越积越深。
到了1951年底，戴季英作出了一个后来改变其人生走向的决定——直接给中央和毛泽东写信。
这封信并不只是反映地方工作意见。戴季英在信中批评河南省委领导，同时把自己的职务问题摆到了中央面前。他希望自己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并提出进入中央委员会的要求。
这一下，事情的性质变了。
老干部对工作安排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渠道反映；对省委工作有不同看法，也可以讨论。但把自己的革命资历与具体职位直接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过去担任过什么职务，现在就应该得到什么岗位，很容易走进一个危险的误区：把革命贡献变成个人要求职务的依据。
毛泽东看到来信后态度十分严厉。相关记述中留下的批示内容，核心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并提出不再启用。
不过，戴季英受到处分并不是一封信突然造成的。
1952年2月12日河南省委形成的正式决定，把问题追溯到了他此前长期与省委关系紧张、不愿接受批评、影响集体领导和开封正常工作的情况。也就是说，那封信只是把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推到了最后一步。
十天后的2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河南省委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这件事随即被更多干部知道。
放在当年的环境中，它带来的影响并不难理解。
新中国成立只有几年，大批干部刚刚从战争环境转到地方治理。有的人过去带过兵，有的人坐过牢、负过伤，还有人很早就是地方负责人。如果人人都拿过去的资历衡量今天的岗位，班子就很难安排，工作也无法正常运转。
戴季英的问题，正好碰在这条线上。
他的革命经历是真实存在的。从鄂豫皖到红二十五军，再到豫西根据地，这些工作不能因为后来犯错就被抹掉。但功劳属于历史，岗位属于组织分工，两者不能简单画等号。
戴季英后来长期离开工作岗位。到1984年4月，经有关方面重新审查，他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戴季英在郑州去世，走完了自己曲折的一生。
这段历史真正耐人寻味的地方，并不是一个老干部有没有资格谈自己的想法，而是一个人怎样看待自己曾经取得的成绩。
我认为，戴季英当年的最大教训就在这里。人在困难时期立下功劳，很容易把过去的付出看得越来越重，时间一长，甚至会产生一种“组织欠我一个位置”的心理。一旦这种念头超过了对集体安排的尊重，原本值得肯定的资历反而可能变成思想包袱。
岗位不是给功劳排座次。过去做得好，值得尊重；今天坐在哪个位置，还要看新的任务、新的班子和实际需要。能把过去的成绩放下，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往往比不断计算自己应该得到什么更难。戴季英这段经历之所以多年以后仍有人谈起，也正因为它留下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真正经得住时间的功劳，不需要靠职位去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