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评价：“李先念会管经济，是木匠出身，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这句话是夸赞李先念处理经济工作果决，该上就上、该压缩就压缩。

1956年春天，北京的财经会议一场接着一场开。
各部门都在往计划里加项目，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工资、农业贷款也在增加。项目一旦列进去，就不是纸上添几个数字，后面要跟钢材、水泥、设备、粮食，还要有银行信贷和财政资金接得上。

2月6日，周恩来把李富春、李先念等人召集起来研究计划。
摆在他们面前的矛盾已经很具体：建设要求继续往前冲，可国家能够拿出的财力和物资没有同步增加。项目铺得越多，每一个项目分到的设备和材料反而越少。

再把指标往上加，轻则拖延工期，重则出现工程开了头却接不上后续资金的情况。

李先念当时主管财政。1954年调到中央以后，他接过的并不只是一本国家预算，还要和银行、粮食、商业、外贸等部门打交道。财政收入究竟能不能收上来，信贷投放后有没有相应物资，基本建设会不会挤压市场供应，这些账必须放在一起算。

到这一年6月，全国人大审议国家预算。
李先念代表国务院作报告时，已经把压缩过高指标的态度摆了出来。生产和建设可以加快，但计划必须建立在能够兑现的财力、物力上。收入没有把握，就不能先按最乐观的数字安排支出；设备和原料接不上，工程开得越多，摊子越难收。

难处也正在这里。
1956年的建设热情很高，各地区都希望项目早批、早建。中央如果只往下压，许多急需的工业项目也可能被一起压住；如果全部放开，财政、信贷和物资又顶不住。周恩来、陈云等人当时提出“保证重点，适当收缩”，李先念负责的财政工作随之开始重新核算。

1957年1月，中央成立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陈云任组长，李先念参加。
此前报上来的收入、支出和建设指标被重新过账。李先念提出过一个很实在的要求：预计收不到的收入，不要继续挂在预算里。

数字减下来，能够安排的支出也必须跟着减。财政账不能靠未来可能出现的钱维持。

这种调整很快落到基本建设上。
1957年的建设规模较1956年明显下降，一部分项目缓建、停建，资金和物资重新集中到重点工程。银行信贷也受到控制。前一年已经绷紧的财政、市场和物资供应关系逐渐缓和，经济运行比1956年平稳下来。

可这种做法并没有因此成为一条不受争议的路线。
1958年南宁会议以后，反冒进受到批评，建设速度重新被推高。“大跃进”展开后，工业、基本建设和财政支出再次迅速扩张。几年下来，国家经济失衡越来越重。

到1962年，中央重新进行大规模调整，先前被推高的许多指标不得不再压下来。

中央财经小组恢复后，陈云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任副组长。李先念又回到了同样一类工作上：减建设规模，控制财政支出，压缩货币发行，把有限的资金和物资留给真正需要维持的生产部门。

这一次，压缩的代价比1956年更大。已经铺开的项目要停，一部分企业压产，城镇职工数量也要减少。1962年5月以后，中央领导人分赴各地推动调整，李先念负责中南地区。那些已经形成的投资计划、用工计划和地方项目，不再只看原来的指标，而要重新核对国家究竟负担得起多少。

几年以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财政和市场状况重新稳定下来。
李先念经手过的两次收缩，都发生在建设规模越过现实承受能力以后。该减的时候，他下手很重。

可到了1972年，桌面上的条件变了。
这一年，国内钢材品种和轧制能力不足，国家研究从国外进口一套一米七轧机。这样的设备价格高，要占用紧张的外汇。8月11日，报告送到李先念那里，他留下的批示却很干脆：“为赶速度，拟同意进口。”

周恩来随后批示同意，这套设备后来落在武汉钢铁公司。
同期推进的还有化肥、化纤等成套设备进口。李先念一面要求考虑外汇支付能力、扩大出口，一面没有因为资金紧张便把急需的生产设备挡在门外。

毛主席曾用李先念早年做木匠的经历打比方，说他“腰里别着斧子，不是劈就是砍”。
放在这些财经工作里，那把“斧子”落下的位置并不固定。1956年，建设规模超过财力物力，他参与往下压；1962年经济困难加重，他继续收缩摊子；到了1972年，钢铁生产缺设备，他又在进口报告上写下“为赶速度，拟同意进口”。

武汉钢铁公司的那套一米七轧机最终获准进口。
十多年前被压缩的是国家当时托不起的建设规模，这一次花出去的外汇，则被投向急需补上的生产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