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日上午9点50分，香港高等法院，29岁的黄之锋在惩教人员带领下走进法庭。站在犯人栏里，他当庭承认了一项罪名——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

法庭宣读的控罪写得很清楚：2020年7月1日到11月23日，黄之锋在香港，和罗冠聪以及其他身份不详的人串谋，请求外国或者境外机构、组织、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制裁、封锁或者采取其他敌对行动。

注意这个时间窗口。2020年6月30日，香港国安法正式生效。罗冠聪在生效前几天悄悄离港，辗转到了英国。

黄之锋没走，留在了香港。但人没走，事没停。两个人一个在外面跑，一个在里面接，隔着时差配合干同一件事。

什么事？说直白点，就是请外国人来制裁自己的城市和国家。罗冠聪到了英国之后，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要求制裁中国内地和香港官员，还拉了十几名英国议员联署。他还见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出席外国听证会，在各种国际场合喊制裁。

而黄之锋在香港这边，负责的是提供"弹药"。他把香港的情况整理成材料，通过各种渠道递出去，让外面的人拿着这些东西去游说、去施压。一个在外跑关系，一个在内供信息，里应外合，这就是他们当年的打法。

我为什么说这是一笔迟到的账？因为从2020年到现在，六年过去了。这六年里，黄之锋因为别的案子已经进去了——2024年11月，他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4年8个月。按照刑期计算，他本来2027年1月就能重获自由。

但2025年6月6日，警方在赤柱监狱把正在服刑的他又拘捕了，正式起诉这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

也就是说，人在牢里坐着，新的罪名从外面追了进来。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件事从来没有被遗忘，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什么时机？我个人觉得，是等证据链彻底闭合。这种勾结外国势力的案子，最难的不是抓人，而是取证。

你得证明他和境外的人有串谋，有具体的请求，有实际的行动。通讯记录、资金往来、人员对接，每一环都得钉死。六年时间，足够把这些证据拼完整了。

再看量刑。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二十九条，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一般情节判3到10年，罪行重大的可以判10年以上甚至无期徒刑。

黄之锋的律师在庭上求情，说他的情节没有黎智英那么严重，希望法庭从轻处理。

黎智英今年2月刚被判了20年，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加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

法庭认定他是案中主脑和推手，利用媒体平台持续活动，还多次亲自勾结外国势力乞求制裁。黄之锋的律师拿黎智英做对比，潜台词很明确：我们不是主谋，判轻点。

但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法官必须想清楚：黄之锋和罗冠聪的串谋，到底是一般情节还是罪行重大？控罪书上写的时间是2020年7月到11月，这几个月恰恰是美国对香港制裁最密集的时候。

8月，美国制裁了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十一名官员；11月，又制裁了四名内地和香港官员。

这些制裁的背后，有没有黄之锋他们提供的材料在起作用？我认为这是法官量刑时必须考量的核心。如果他们的串谋直接推动了外国对香港的制裁，那造成的损害就不是抽象的。

香港的特殊贸易地位被取消，官员的海外资产被冻结，普通市民的经济民生受到冲击，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后果。

当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认罪本身在香港的司法实践中是可以获得减刑考量的。

黄之锋选择当庭认罪，而不是走完整个审判程序，这说明他自己也清楚证据已经足够充分，再抗辩下去意义不大。从这个角度看，他的认罪既有被动的成分，也有主动争取从轻的算计。

但换个角度看，他的认罪又不仅仅是个人选择。罗冠聪现在人在英国，被香港警方通缉，回不来。黄之锋在庭上承认和罗冠聪串谋，等于从法律上坐实了两人之间的勾结关系。

这对那些还在海外活动、以为跑出去就安全了的人来说，是一个强烈的信号：人可以跑，账跑不了。

2020年的事，2025年才起诉，2026年才认罪，中间隔了五六年。这种耐心，本身就是一种能力——它意味着执法部门有能力把复杂的跨境案件查清楚。

我始终相信一句话：香港要稳定，要发展，靠的不是外部势力的施舍，而是自己人守好自己的家。那些把希望寄托在外国人身上、请外人来施压自己人的人，最终会发现，能约束他们的，从来不是外国人的承诺，而是法律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