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世纪 70 年代，县政府的两位女打字员，她们白天在一起上班，晚上同一个宿舍，是同事兼闺蜜的关系。
她们一个姓王，一个姓杨，正值妙龄，都青春靓丽，长得非常漂亮。

姓王的性子活泛，嘴甜，见了谁都能聊上几句，机关大院里上上下下没有不认识她的。姓杨的安静些，手上的活却更细致，一份文件打出来，字距行距都整整齐齐，挑不出半点毛病。两个人凑在一间打字室里，一台老式机械打字机，你打累了我接上，我手酸了你替一会儿，日子过得紧凑又热乎。

那时候能进县政府当打字员，是多少人家羡慕的差事。吃的是商品粮，拿的是固定工资，风吹不着雨淋不着。两个姑娘的门槛几乎被说媒的人踏破了。姓王的挑挑拣拣，总觉得要找个条件好的，以后能跟着享福。姓杨的不怎么吭声，有人介绍就见一面，不合适就婉拒，从来不拖泥带水。

县里新调来一位年轻干部，姓什么已经没人记得清了，只知道他是大学毕业，戴副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他经常来打字室送材料，一来二去，跟两个姑娘都熟了。姓王的对他格外热情，每次他来，又是倒水又是找凳子，脸上的笑藏都藏不住。姓杨的只是点点头，接过材料就低头打字，不多说一句话。

年轻干部最后跟姓王的走在了一起。消息传开的时候，姓杨的正在打字室里赶一份紧急文件，手指在字盘上飞快地跳动，听到别人议论，手上的动作顿了一下，又继续打下去。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姓王的兴奋地跟她说这说那，她只是"嗯""啊"地应着，翻了个身面朝墙壁，一夜没怎么睡踏实。

姓王的结婚后搬出了宿舍，打字室里只剩下姓杨的一个人。她比以前更沉默了，活却干得更多，一个人顶两个人的工作量，从来没有半句怨言。过了半年，经办公室主任介绍，她认识了县中学的一位语文老师。那人老实本分，话不多，但每次见面都会带一本自己看过的书，在扉页上写几行字送给她。她觉得这人靠得住，相处了一年，就把婚事办了。

姓王的婚后生活起初很风光，丈夫在县里步步高升，她也跟着调进了更清闲的岗位。谁知道没过几年，丈夫在运动中被牵扯进去，隔离审查了大半年，虽然最后放了出来，职务却一撸到底，发配到下属公社当了普通办事员。姓王的一下子从云端跌进泥里，以前围着她转的人都躲得远远的，她尝到了人情冷暖的滋味。

姓杨的日子一直平平淡淡。丈夫在中学教书，她在机关打字，两个人工资都不高，但够花。后来有了孩子，一家人和和气气，丈夫下班后抢着做家务，孩子的功课也是丈夫辅导得多。她偶尔会想起当年打字室里的日子，想起姓王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改革开放以后，机关里开始配电脑，老式打字机慢慢被淘汰了。姓杨的跟着年轻人学电脑，从一指禅练到能盲打，花了整整半年。她没有被时代甩下，一直干到退休，从打字员做到了文档室管理员，安安稳稳。

姓王的后来跟丈夫离了婚，一个人过。她再见到姓杨的时候，是在县城的菜市场里。两个人都老了，头发白了大半，拎着菜篮子站在摊位前，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彼此。姓王的眼圈红了，说当年自己太糊涂，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要争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姓杨的摆摆手，说都过去了，人这一辈子，谁不是摸着石头过河。

两个人在菜市场门口站着聊了很久，从当年的打字机聊到各自的孩子，从老同事的近况聊到这些年的不容易。临走的时候，姓王的问姓杨的要了家里的电话号码，说以后常联系。姓杨的把号码写在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递给她，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人群里，轻轻叹了口气。

那段同住一个宿舍、共用一台打字机的青春岁月，终究是回不去了。可两个女人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各自走出了不同的人生轨迹，一个轰轰烈烈后归于平静，一个细水长流中守着安稳。到了晚年再回头看，谁也说不清哪种选择更好，只能说，命运这东西，从来都不按人的心意出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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