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陈云在北京收到四川省仪陇县委的一封信。信上说，他们在整理地下党档案时，发现了一个叫席懋昭的人，曾在1935年护送陈云去上海，1949年牺牲于重庆渣滓洞监狱。

这一年，陈云七十八岁。

他坐在办公桌前，把这封四川来信看了很久。

仪陇，是朱德和席懋昭共同的故乡。

信里的这个名字，他已经记不起来了。

快五十年了，名字先忘掉，事情留下。

他记得那个人是天全县灵关殿小学的校长。

他还记得，校长的妻子，也在那所小学教书。

1935年6月12日，川西在下雨。

红军走到夹金山下，中央决定陈云出川，去上海恢复党组织。

陈云一口江苏口音，沿途是几十万国民党军。

必须有可靠的人护送。

任务落在一个二十三岁的小学校长身上。

他叫席懋昭，参加红军才六天。

六天的红军，要护着一位共产党的要人，穿过七百公里的敌占区。

那天，也是陈云三十岁生日的前一天。

三个人化了装，扮成教员、商人和亲戚，冒着细雨上了山路。

出灵关不远，一个浑身是泥的男人跌跌撞撞追上来。

是天全县教育局长熊某，被红军故意“放”出来的。

这是一出捉放曹。

席懋昭迎上去，一口一个局座，说自己也是躲红军的。

沿途民团的哨卡，局长点个头，就放行了。

成都，蒋介石正坐镇督战。

陈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找到刘的好友胡公著，在他家里住了一夜。

第二天，成都《新新新闻》报上，多了一则不起眼的启事。

一个叫廖家骏的人，声明自己丢了一枚牙质图章。

这是他和周恩来事先约好的暗号：人，已经安全到成都了。

到重庆，他们在一家药铺后找到刘伯承的弟弟，住了几天，买好船票。

朝天门码头，江雾很大。

陈云本想让席懋昭一路送到上海。

席懋昭说，我一口四川话，走出四川，反而容易暴露。

汽笛响了，船慢慢开走。

两个人都没想到，这一别，再见面是两年后，再知道他的下落，要等四十八年。

1937年，席懋昭到延安，进中央党校学习。

这年冬天陈云从苏联回来，在延安机场，两个人抱在了一起。

第二天他去看陈云，临别，陈云塞给他一双棉鞋、一听罐头。

那样的年月，这是最实在的惦记。

第二年，席懋昭被派回四川，继续地下工作。

他一生四次被捕。

1948年3月，因为叛徒出卖，他在雅安最后一次被捕，秘密押进重庆渣滓洞。

1949年11月27日，重庆解放的前三天，特务在渣滓洞开始了大屠杀。

席懋昭死在那个夜里，三十七岁。

三天以后，解放军进城。

他没有等到。

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的上线、他的证明人，一个个都不在了。

解放以后，没有人能证明他的过去，他参加红军，一度被认为是假的。

他被捕那年，妻子席珍刚怀上孩子。

遗腹子席康桥生下来，从没见过自己的父亲。

而这几十年，陈云一直在找他。

见到四川来的同志就问，能查的线索都查，始终没有结果。

他还以为，那个人正在世上某个角落里，默默地活着。

直到这封信从仪陇寄来，他才知道，人早在1949年冬天就没了。

他让人去核实：灵关殿小学的校长是不是他，校长的爱人是不是也在学校教书。

他让秘书给四川省委办公厅打电话催问。

材料寄来了，还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和他记忆里的完全吻合。

1983年12月20日，七十八岁的陈云铺开信笺，亲笔写下一份证明。

七百多字。

当年，席懋昭护着他，走了七百多公里的生死路。

四十八年后，他用七百多个字，把这个人一点一点还给历史。

他在证明里写：应当肯定席懋昭同志为革命烈士，并记下他在完成护送我出川这一党的重要任务中的功绩。

1984年初，席珍到北京，想见陈云一面。

陈云正在住院，秘书把她拦在了门外。

陈云知道以后，一再责怪秘书，亲自把电话打了过去。

他问她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说。

席珍什么要求也没提。

她说，只要历史没有忘记席懋昭，就行了。

1984年5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追认席懋昭为革命烈士，追记大功一次。

这一年，距他牺牲，过去了三十四年。

距那个下雨的码头，过去了四十九年。

他只当了六天红军，就领走一件要命的任务。

之后十四年，他在地下，在牢里，在通缉令上，把自己活成了一座没有名字的碑。

很多年以后，名字找回来了。

碑上的灰被轻轻擦去，人们看清了上面的名字：席懋昭。优质故事创作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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