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 香港 ，贺龙之子贺鹏飞，看四下没人，闪身冲进一间商人办公室，凑到那人耳边，压低声音说：“我看上了一件大家伙，得你掏钱帮忙买！”
如果把中国航母发展的历史拉回到上世纪90年代，会发现那时的中国海军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缺口：有近海防御能力，却缺少远海制空、远洋保障和大型舰艇体系建设经验。而改变这一局面的关键转折，并不是一开始就建造一艘全新的航母，而是抓住了一次来自国际格局变化中的特殊机会——购买苏联解体后留下的“瓦良格”号。关于贺鹏飞推动这件事的许多细节，外界流传着不少传奇故事，其中部分来自后来采访和回忆材料，能够确认的是，他长期关注航母建设，并推动寻找解决路径。
很多人今天看到辽宁舰劈波斩浪，容易忽略它曾经面对的时代背景。1991年苏联解体后，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迅速瓦解，大量先进装备陷入停摆。“瓦良格”号原本是苏联第三代航空母舰的重要项目，1985年在乌克兰尼古拉耶夫黑海造船厂开工，可随着苏联解体，资金链断裂，工程被迫停止。对于乌克兰来说，它是巨大的负担；对于正在探索航母道路的中国来说，它却是一扇难得的窗口。
当时的“瓦良格”并不是一艘可以直接服役的航母，而是一艘停在码头上的半成品。舰体已经完成大部分建造，但后续系统、设备和测试工作没有完成。外界有人认为买它等于买一堆钢铁，可真正懂大型舰艇的人知道，一艘航母最难复制的地方，恰恰是舰体布局、总体设计和工程经验。这些东西不是简单购买零件就能获得的。
中国当时为什么要盯上这样一艘“旧船”？原因并不复杂。航母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如果完全从零开始摸索，需要经历设计验证、建造试验、训练磨合等多个阶段。拥有一艘完整的大型航母平台，即使需要重新改造，也能帮助中国科研人员更快了解现代航母体系。购买“瓦良格”号和相关设计资料，本质上是争取一次学习和突破的机会。
推动这件事情的人，需要面对的不只是资金问题，还有国际环境压力。20世纪90年代，航母仍然是世界海洋力量的重要象征。中国如果拥有大型航母平台，意味着海军装备发展会进入新的阶段。因此，从乌克兰谈判，到后续运输，各种阻力接连出现。这场行动并不是一次普通商业交易，而是一场围绕技术、规则和战略判断的长期博弈。
1998年前后，香港商人徐增平参与到购买行动中。他后来回忆，自己第一次登上“瓦良格”甲板是在1998年1月，当时看到这艘巨舰后受到强烈震撼。随后，他代表相关企业参与谈判，并以澳门创律公司的名义竞购。1998年3月，“瓦良格”号以2000万美元价格成交，同时获得部分设计资料。
但买下来只是开始，真正困难的是如何让它回到中国。由于这艘船无法依靠自身动力航行，只能拖带运输。当拖船抵达土耳其控制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时，土耳其方面以安全风险为由拒绝放行。此后长达一年多时间里，各方进行了大量协调。对于参与者来说，那段时间意味着巨大的压力，因为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计划都可能失败。
2001年11月，“瓦良格”号终于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开始漫长航程。它经过地中海、大西洋附近海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最后驶向中国。2002年3月，这艘曾经停在乌克兰码头上的航母终于抵达大连。那一刻，中国获得的不是一艘现成战舰，而是一项大型装备工程的起点。
真正考验中国能力的阶段，从抵达大连才开始。改造航母需要解决大量复杂问题，包括舰体恢复、动力系统调整、电子设备更新、航空保障体系建设等。过去苏联设计的舰艇，需要结合中国自身需求重新完善。这个过程没有捷径，只能靠科研人员和造船工人一点点摸索。
很多外界质疑者曾经认为，这艘旧航母投入巨大精力是否值得。但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如果没有这次实践，中国后来的航母建设可能会走更多弯路。辽宁舰承担的不只是装备任务，更承担了培养人才、积累经验、建立体系的使命。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因病去世，终年56岁。他没有等到“瓦良格”抵达中国，也没有看到辽宁舰正式入列。这也是这段历史中令人遗憾的一点。不过，一个国家的装备发展从来不是依靠某一个人的见证完成，而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
2012年9月25日，经过多年改造的辽宁舰正式加入中国海军序列。曾经停在黑海边上的半成品，成为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它的意义不只是增加了一艘大型军舰，更意味着中国开始真正掌握航母运用和保障能力。
从辽宁舰到山东舰，再到福建舰，中国航母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辽宁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山东舰证明中国能够自主建造航母，而福建舰进一步探索电磁弹射等先进技术。三艘航母背后，是造船工业、航空工业、电子信息产业和海军训练体系共同发展的结果。
回头看“瓦良格”号的故事，最值得记住的不是一场交易，而是一种战略眼光。在那个中国海军装备基础仍然有限的年代，有人看到了未来海洋力量发展的方向，有人承担了复杂谈判的压力，也有无数科研人员在后来十多年里把一艘旧舰变成真正的战斗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