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的短命和纵欲过度有直接关系。他一生娶了10个媳妇，共生了32个孩子。

他靠在烟榻上，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掏空的海绵。六姨太刚伺候他吸了两口烟，被他挥手打发走了。他闭上眼，想在云雾里找片刻清静，耳朵却听得真切——窗外回廊下，是七姨太和八姨太在低声争执，大概是为了下个月谁先轮值的顺序。

管家老赵轻手轻脚进来，手里端着参汤。“老爷，该进补了。”袁世凯眼皮都没抬，接过碗一饮而尽，喉咙里泛起一阵熟悉的、略带腥气的甜腻。他把碗递回去，老赵没立刻走，犹豫着说：“前几日请来的那位德国大夫……留下的话，要不要……”

“洋人的话你也信？”袁世凯打断他，声音有些虚浮，“他们懂什么精气神？下去吧。”

老赵垂下眼，端着空碗退了出去。那德国大夫是袁世凯一位留过洋的幕僚私下引荐的，用听诊器听了半晌，又问了饮食起居，最后通过翻译说了些“肾脏不堪重负”、“必须静养戒绝”之类的话，开了几片白色的药片。药片被袁世凯随手扔进了痰盂里。

日子像浸了水的车轮，沉重地往前碾。白天，他强撑着精神在书房会见各省督抚、应付京城的电报，脸上敷着粉，盖住蜡黄的气色。夜里，无论他去哪个屋，总有人早早备好了温补的汤水，帐子里熏着暖情的香料。他知道这是姨太太们各自的心思，有时也觉得厌烦，但更多的是另一种隐隐的念头：他是袁慰亭，这点“事”若都撑不住，还谈什么纵横天下？

直到那年冬天，一次小解时，他看见便池里的液体红得刺眼。

他愣在冰冷的净房里，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害怕。他传了话下去，这次谁也不见，只让老赵去请京城最有名的中医王先生。王先生来了，号脉良久，眉头锁成一个疙瘩，开的方子却和之前的没太大不同，只加了“须节劳静养”五个字。袁世凯盯着那五个字，像是盯着一个嘲讽。

他试着“静养”了几天。可书房里堆满的公文、各方催促的电报、儿子们争产的风声、姨太太房里传来若有若无的啼哭，都让他心里那把火烧得更旺。静养？他静不下来。他烦躁地推开书房窗户，冷风灌进来，他猛咳了一阵，咳出一口带血丝的痰。

他把血痰悄悄擦在手帕里，没让任何人看见。转头下令，让底下人去关外寻千年老山参，去南洋找稀奇的海货。补药比以前吃得更多、更猛。他感觉自己在和一种看不见的东西赛跑，他要用这些热气腾腾的药材，把身体里那股不断往下坠的冷气顶回去。

元宵节那晚，府里张灯结彩。他强撑着出席家宴，看着满堂的儿孙和打扮光鲜的姨太太，听着喧闹的锣鼓，心里却空落落的。他喝了一盅滚烫的鹿血酒，觉得一股热流直冲头顶，眼前的人影晃动起来，耳朵里嗡嗡作响。他勉强坐稳，袖子里，手却在不停发抖。

第二天，他就起不来床了。浮肿从脚踝蔓延到了小腿，皮肤绷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小便滴滴答答，痛得他直冒冷汗。京城里有点名号的大夫被请了个遍，药方积了厚厚一叠，药渣倒出去能堆成小山。可他人还是一天天地陷进被褥里，像一块正在融化的蜡。

那天下午，阳光难得地好。他忽然有些精神，让老赵扶他坐到窗边的躺椅上。他眯着眼，看院子里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轻晃。六姨太抱着刚满月不久、他最幼小的儿子进来，孩子白白胖胖，咧着嘴笑。袁世凯伸出手指，想去碰碰孩子的脸，手伸到一半，却停住了。他盯着自己肿胀发青的手指，看了很久，最后无力地垂了下来。

他转过头，不再看孩子，只对着窗外那点惨淡的阳光，哑着嗓子对老赵说：“都出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他一个人躺在那里，听着自己粗重而不均匀的呼吸，像一架快要散掉的风箱。那些补药、汤剂、参片、鹿茸，此刻都变成了记忆里模糊而油腻的影子。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朝鲜带兵时的那个自己，能在马背上颠簸一整天，夜里还能喝着烧酒看地图。那时身体是结实的、听使唤的，充满了劲。

而现在，这具身体背叛了他。它被太多的东西塞满，又被掏得太空。窗外的光渐渐暗下去了，屋里一点一点冷起来。他感到一股深彻骨髓的寒意，从脚底往上爬，爬过肿胀的腿，爬过沉甸甸的腹部，爬向心口。

老赵轻轻推门进来添灯油时，发现他已经没了气息。眼睛还半睁着，望着窗外彻底黑透的夜空。床边的矮几上，还放着半碗没来得及喝的、已经凉透了的参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