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以往最大的战略误判,或许并非南沙吹填,也不是后来同美国的半导体博弈,而是长久以来,我们严重低估了美国商业资本集团的真实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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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到入世那段时期,大批美国跨国企业涌入国内市场,他们看重这里的人口红利与消费潜力,为了保住巨额利润,这些企业当时极力在美国国会走动,充当起经贸政策的游说主力。
每当双边在贸易领域出现摩擦苗头,来自商界的反馈总能给政策制定层带去极为现实的阻力,大量原本可能升级的冲突都会被市场力量悄悄在水面之下化解掉。
这种互动慢慢在行业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大家都觉得只要买卖做得足够大,两边营收和就业深度绑定,对抗代价就会高到无法承受,大国之间就不会彻底翻脸。
可到了二零一八年贸易争端爆发,尤其是几年后美国正式签署芯片补贴法案之后,这套以商业利益对冲战略分歧的底层逻辑就开始彻底失灵了。
这些法案附带着极为苛刻的排他条款,曾经把自由贸易挂在嘴边的头部科技巨头,非但没有阻击技术封锁,反而迅速调整姿态配合各项出口管制,主动把新增产能向外转移。
新加坡学者马凯硕提出过一个引发争议的观点,他认为中国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没有维系好美国商界的好感,导致原本可以影响美国政策的关键力量逐渐弱化。
这种把复杂博弈降级成争取企业人情的看法,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调查数据就很直白,九成以上的受访美企依然看重在华业务对保持竞争力的作用。
但在华盛顿不断加码的国家安全叙事面前,企业的商业诉求只能被迫让步,跨国公司规模再大也处在主权国家框架下,企业绝对不敢公开违背本国出台的限制法令。
当竞争直接触及到技术制高点与全球规则制定权这些核心赛道时,商业利益的权重就会被持续无情地稀释,商业纽带根本无力逆转或者阻挡顶层战略方向的彻底转向。
早些年美国巨头之所以心甘情愿当关系的稳定器,根源在于当时的双方处于高度互补的舒适区,国内大多在做中低端配套加工,美企则牢牢把控着核心技术与品牌。
依靠这种产业分工,美企顺理成章拿走了绝大部分利润,那时候他们当然愿意高喊合作共赢,随着国内产业结构不断向高端攀升,我们开始在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等赛道全面发力。
这实际上直接触碰到了美国商业集团赖以生存的核心垄断蛋糕,面对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商业力量不仅不会再替中国市场游说,反而会毫不犹豫跟政客站在同一战壕里。
这些企业比政客更懂行业内情,清楚卡住供应链的哪个细分节点能精准拖住竞争对手的脚步,他们会主动把维护自身地位包装成维护国家安全,积极配合限制政策落地。
客观来看商业利益的缓冲功能确实被严重压缩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会彻底归零,务实的经贸往来依然能大幅拉高对抗的成本,给复杂的局势保留一些关键的沟通渠道。
外资依旧看重中国现存的完整工业门类和超大规模市场,相关统计也表明高技术领域依然是吸引外资持续加码的方向,生意可以继续做,但分歧照样会不断凸显。
我们必须认清并接受现实,再深厚的商业纽带也当不了阻止战略冲突的免死金牌,利益的深度捆绑从来都不等于可以完全规避激烈的地缘博弈。
在这个大变局里,继续优化营商环境并保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是我们增强自身竞争力的必选项,但绝不能再把应对博弈的胜算,寄托在海外商人游说他们本国政府改变态度上。
只有彻底放弃这种幻想,把核心技术突破和产业链自主的底牌结结实实攥在自己手里,不再指望别人充当减压阀,才是应对未来所有不确定性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