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专业不叫法学，叫“刑名之学”，毕业了也不叫律师，叫“法术之士”。

不用投简历，不用过法考，揣一卷竹简走进大殿说“臣有强国之术”，国君眼睛就亮了。
李悝在魏国写《法经》，吴起在楚国削世卿，商鞅在秦国徙木立信。那才叫专业对口。

就业环境是真的好。申不害在韩国搞术治，慎到在齐国讲势治，商鞅直接法、术、势三合一。

不用发论文，不用申课题，不用填考核表。会写法令，会算赋税，会搞军功爵位制，就能当左庶长、大良造。国君问你如何治民，你说“民弱国强，务在弱民”——哪个国君不爱听？

但我根本不敢怀念。因为那帮同行里出了一个狠人。

商鞅，秦国变法的总设计师。秦孝公活着的时候封商君，车骑仪仗比太子还气派。孝公一死，贵族立刻反攻倒算，告他谋反。

商鞅跑到函谷关想住店，店家说：“商君有令，无证留宿连坐。”他自己立的法，把自己困住了。最后车裂而死，全家灭族。我们法学界的老前辈，被自己的制度反噬了。

从此法家从业者背上“刻薄寡恩”的标签。后世一提变法就是“作法自毙”，韩非写《孤愤》写得再好，嬴政读了说“死不恨矣”，真到了秦国还不是一杯毒酒。

现在出去说“我学法的”，人家顶多问一句“离婚官司能打吗”。虽然也要卷红圈所、卷案源、改合同改到第八版。

但至少不会因为代理案子败诉就被拖去车裂。

法律人的职业风险从“诛九族”降成“被客户投诉”，已经是历史性进步了。

不敢怀念，真不敢。工作和命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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