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长期关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剩下职务最高、权力最大，军衔最高的就是照片中这位，他是1935年国军授予的20个二级上将之一（与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龙云、刘湘同期）、后来曾任苏鲁战区总司令等职务，率军参加过台儿庄大战、武汉战役等战役。
 
提到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很多人第一反应是张学良被扣留，部队随即失去主心骨。但问题来了，张学良离开西安后，东北军内部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能够顺理成章接过全部指挥权？
 
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有”。
 
从军衔、资历和实际地位来看，于学忠确实是当时东北军中最有分量的将领。1935年，国民政府首次正式铨叙陆军军衔，全国一共评定20位陆军二级上将，于学忠与白崇禧、顾祝同、傅作义、龙云、刘湘等人同期入列。
 
在整个东北军系统里，于学忠是唯一在册的二级上将。张学良被软禁后，东北军高级将领中，很难再找出一位在军衔和资历上能够压过他的人。说他是东北军残余体系中身份最高的代表，并不夸张。
 
但这不等于他成了东北军的“总接班人”。
 
张学良一走，东北军面对的不是简单换帅，而是内部权力迅速失去平衡。少壮派和元老派之间本来就有矛盾，蒋介石又借助整编、调防和分化，把这支部队拆成了不同部分。
 
所以，于学忠的地位再高，也不可能凭一纸命令把整个东北军重新拢在一起。军队需要建制、兵力、防区和粮饷共同支撑，光有一个最高军衔，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西安事变爆发当天，于学忠正在担任甘肃省主席兼第五十一军军长。他接到张学良密电后，在兰州采取行动，控制城防，接管重要部门，并解除当地中央系武装。
 
兰州处在西北后方，位置十分关键。于学忠的行动，让东北军在西北方向有了稳定支点，也配合了西安方面的整体部署。这个动作说明，他并不是一个只会在后方等待命令的将领，而是能够独立处理复杂局面的实权人物。
 
事变善后阶段，于学忠坚持和平解决，主张停止内战，把力量用于抗日。他的态度比较稳，不愿把局势推向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
 
蒋介石却从此对东北军更加不信任。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东北军原有防区被调整，部队被调往不同地区，完整建制不断遭到拆分。人数众多、体系庞大的东北军，就这样慢慢失去了原来的整体性。
 
很多人会问，既然于学忠军衔最高，为什么没有阻止这一切？
 
在这场大拆分中，第五十一军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东北军血脉，也成为抗战初期东北军中最重要的主力之一。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差别，东北军并不是所有部队都在同一时间、同一种方式下消失，有的部队被拆散，有的被调离原防区，有的则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作战骨架。
 
于学忠抓住的，正是这支还能打仗的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五十一军先后奔赴华北、华东战场。1938年台儿庄大战期间，于学忠率部负责淮河、津浦线南线一带的防守，主要任务不是直接冲进台儿庄主战场，而是挡住日军北上增援，牵制其机动力量。
 
这项任务听起来不如主攻部队显眼，作用却十分关键。如果南线防御被突破，日军就可能从侧后方压向徐州战区，台儿庄方向的作战压力会迅速增加。于学忠部队在南线持续阻击，为主战场争取了时间，也限制了日军南北合围的可能。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部队还来不及充分休整，又转入武汉会战。第五十一军投入长江北岸防线，连续作战，付出较大伤亡，完成了正面防御任务。
 
后来，国民政府设立苏鲁战区，负责山东、江苏一带的敌后抗战，于学忠出任苏鲁战区总司令。他的战场从正面防线转向敌后山区，面对的困难也换了一种样子。
 
敌后作战没有稳定补给，没有安全后方，还要面对日军反复扫荡和伪军袭扰。于学忠所部又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军械、粮饷方面长期不充足，内部排挤也没有停止。
 
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打胜仗只是一个问题，能不能让部队活下来同样重要。于学忠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争夺派系位置上，而是把部队留在鲁南山区，坚持敌后作战，尽量保存抗日力量。
 

 
1943年，随着长期压力加重，苏鲁战区建制撤销，于学忠奉命撤出敌后战场，离开一线指挥岗位，之后逐步淡出军界前线。
 
回头看于学忠的一生，他没有成为东北军新的“张学良”，也没有真正统一指挥所有东北军部队。但这并不代表他没有发挥作用。
 
他在西安事变期间响应命令，稳定兰州局势，在善后阶段坚持和平和抗日，后来又尽力保住第五十一军，把这支部队带上了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
 
如果说张学良代表了东北军的最高号召力，于学忠更像是这支部队在分崩离析之后，仍然能够抓住的一根现实支柱。这样的将领，未必能改变大局，却能在大局失控时，尽量少丢掉一些人，少丢掉一些战斗力。
 
 
于学忠没有接管全部东北军，却保住了第五十一军的抗战力量；没有改变国民政府的内部格局，却在台儿庄、武汉和苏鲁战场留下了自己的战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