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明这个人，二十多岁就因杀人被判死缓，服刑近18年，1997年放出来。他回到村里，谁也没想到，多年以后，他还会再次走上杀人的老路。

真正让人后背发凉的，其实不只是后来那11条人命，还有中间那段漫长的时间差——从他出狱，到法院查明他再次作案，隔了整整十年左右。

张永明1955年8月出生，是云南晋宁人。

1979年12月，他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来经过多次减刑，1997年9月刑满释放。

一个曾经犯下重罪的人，服完刑回到社会，这本身并没有什么不正常。

法律判你多少年，刑期结束，就应该依法回归社会。村里给张永明分了田地，政府还给他办理了低保。从这个角度看，当地并不是完全把他扔在一边不管，而是在基本生活上给了帮助。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1997年出狱之后，至少按照最终被法院认定的案件事实，他并没有马上重新犯罪，而是过了十多年，危险才再次暴露出来。

这也是张永明案最值得研究的地方。

很多人理解刑满释放人员管理，容易走两个极端。

一个极端是觉得，只要坐过牢，特别是犯过重罪，就应该永远盯死。这显然不对。

刑罚有期限，法律不能因为一个人过去犯罪，就默认他以后一定犯罪，否则刑满释放也就失去了意义。

但另一个极端同样危险，那就是人一出监狱大门，好像过去所有高风险记录都跟着“格式化”了。

说白了，出狱不是电脑重启，更不是按一下恢复出厂设置。

尤其像张永明这样曾因故意杀人被判死缓的人，重新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以后，他的社会适应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稳定的人际联系？是否长期独居？行为有没有出现异常变化？这些都值得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持续关注。

这不是给刑满释放人员贴标签，而是风险管理最基本的逻辑。

更让人遗憾的是，后来晋宁当地陆续发生多人失踪。

最初，这些失踪案件并没有迅速被串联成一个系列案件。直到2012年案件引起高度重视，公安部先后派出刑事专家工作组和案件督察组，当地警方经过大量走访、现场勘验、物证鉴定以及DNA比对，案件才逐渐浮出水面，最终确认11名男性遇害。

事情到这里，性质已经完全变了。

因为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极端凶手有多可怕”的问题，而是为什么连续出现异常信号，却没能更早形成有效预警的问题。

所以案件侦破之后，公安部明确提出，要在查清具体责任的基础上严肃追责。随后云南方面完成责任倒查，共有12名责任民警受到处理。

其中，晋宁县原副县长、县公安局局长受到行政撤职、留党察看两年处分；原晋城派出所所长被行政开除、开除党籍，此外还有多名公安机关负责人和民警受到撤职、记大过、记过等处分。

这个追责结果非常重要。

它实际上告诉外界，对这种恶性系列案件，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归结成一句“凶手太狡猾”。

凶手当然要承担全部刑事责任，但一个地方如果短时间、特定区域内连续有人失踪，基层的信息归集、案件串并、走访排查和风险研判同样必须跟得上。

一个人失踪，可以存在很多原因。

两个人、三个人接连失踪，就应该提高警惕。

如果失踪人员活动区域又高度接近，那更不能各查各的，今天一本登记，明天一份材料，最后所有线索躺在不同抽屉里“互不认识”。

我觉得，张永明案真正沉重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提醒我们的，不是要害怕所有刑满释放人员，更不是靠猎奇去给一个恶性案件制造所谓“传奇色彩”。恰恰相反，越是重大刑事案件，越应该把情绪放一边，把制度留下来的教训看清楚。

一个成熟的社会治理体系，既要允许服刑人员刑满之后重新生活，也要对极少数具有特殊犯罪历史、现实风险较高的人做好依法依规的衔接和帮扶；既不能搞终身污名化，也不能把风险管理变成一句“人出来就算了”。

2012年7月，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张永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法院认定他犯罪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

在庭审中，他也没有表现出愧疚和后悔，并拒绝向被害人家属道歉。

一审之后，张永明没有上诉，检察机关没有抗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同意原判，随后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2013年1月10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签发的死刑执行命令，张永明被执行死刑。

案子到这里，从法律程序上结束了。

但11名被害者回不来了。

所以今天再看这起旧案，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反复研究凶手到底“有多变态”；真正有价值的问题是，下一次出现类似异常信号时，能不能更早发现、更早串联、更早行动。

一个恶人的出现，有时候难以预测。

但一个又一个失踪信号摆在眼前之后，社会治理能不能把这些散落的点迅速连成线，却是可以不断进步的。

这大概也是张永明案留下的最现实的一课：刑罚负责惩罚过去，社会治理则必须尽可能看住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