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犯下的最大战略失误，不是南海填岛，也不是芯片大战，而是——冷落了美国商界。”2019年，新加坡那位“中国通”外交官马凯硕，下了个狠判断
 
到了2020年5月17日，他接受采访时又把话说得更具体，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美国政府对华采取强硬措施时，波音、通用汽车等大企业往往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华盛顿谨慎，而2018年贸易战爆发以后，美国商界没有形成同等力度的制衡力量。
 
把时间拉到2026年，会发现这个问题已经换了一副模样。美国企业并没有因为中美竞争加剧而集体离开中国。2026年1月16日，中国美国商会发布年度商务环境调查，52%的受访企业仍把中国列为全球前三大投资目的地，57%计划增加在华投资，71%没有考虑把现有业务迁出中国。
 
这样的结果至少说明，中国市场对大批美国企业仍有现实分量，它们计算的是客户、供应链、研发效率和长期市场机会，而不是简单跟着政治口号调整生产线。
 
到了2026年6月10日，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公布的新调查又提供了另一个观察角度。175家受访企业中，95%认为在华业务对于保持全球竞争力具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49%的企业会把中国市场积累的经验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
 
不过，准备在2026年继续增加对华投资的企业只有大约一半，72%的企业表示受到关税影响。企业没有轻易离场，同时也更加谨慎，这两种现象其实可以同时存在。
 
 
问题也就出在这里。马凯硕当年看重美国商界，是因为他认为企业利益能够传导到华盛顿政策层面。过去一家大型跨国企业在中国拥有庞大订单，失去中国市场就意味着股价、利润和就业承压，它自然愿意游说美国政府避免关系失控。
 
如今商业利益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已经隔了一层更厚的政治屏障。2020年7月16日，美国时任司法部长巴尔面对企业和学术界人士发表涉华演讲，不仅公开要求美国企业重新审视对华关系，还专门提到《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这件事留下的信号十分清楚，对华商业往来在美国政治语境中越来越容易被放入国家安全框架讨论。此后芯片、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和投资审查不断被安全化处理，单纯依靠企业利润去改变政策方向，空间已经远小于过去。
 
 
与此同时，中国的营商环境也不是停在2019年。《外商投资法》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同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
 
美国企业仍会提出市场准入、监管一致性等诉求，但把今天的环境简单理解成多年前的状态，显然不准确。2026年8月24日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更值得留意。
 
2026年1月至7月，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7711家，同比增长4.4%；实际使用外资4383.3亿元，虽然同比下降6.2%，但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32.7%，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1.6%。
 
 
资本没有消失，而是在新的产业竞争和外部环境中重新选择方向。因此，2019年马凯硕那句重话真正留下的启示，并不是中国应当把中美关系寄托在几家美国公司的游说能力上。
 
企业当然希望挣钱，也会维护市场利益，可一旦华盛顿把对华竞争纳入国家安全和长期战略框架，商界能够踩下的刹车就会越来越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