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25年后，美国仍未做好应对下一波恐怖主义浪潮的准备】
[精通数字技术的恐怖分子将社交媒体武器化......]
（外交关系委员会）在美国本土遭遇最严重恐怖袭击事件周年之际，美国在应对日益加剧的新威胁和死灰复燃的旧威胁方面，却表现出令人震惊的准备不足。无人机等快速发展的技术，使美国本土容易受到恐怖组织的袭击。再加上精通数字技术的恐怖分子将社交媒体武器化，美国正面临着致命性日益增强的自主武器以及日益壮大的激进化青年群体这一现象。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恐怖袭击以及美以两国与伊朗之间的战争，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暴力爆发，这进一步助长了极端主义情绪，而这种情绪可能会针对美国。
为纪念“9·11”事件25周年，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高级研究员布鲁斯·霍夫曼和法拉·潘迪斯组织了一场为期一年的特别综合讨论系列活动，邀请顶尖专家和国家安全从业者共同评估“9·11”袭击事件对社会和政策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就美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分析，并就应对措施提出了建议。
——来自空中的新威胁
当今——甚至可以说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恐怖分子和敌对势力构成的最紧迫威胁，来自无人机系统（UAS）。在持续四年的俄乌战争、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随后在中东各地爆发的冲突以及与伊朗的战争中，无人机在国家间战争和恐怖主义活动中都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尽管威胁已显而易见，但美国保卫本土——包括城市和人口密集区、关键基础设施以及军事设施——的能力仍然不足。仅在2025年第一季度，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就记录了400多起在美机场上空的非法无人机飞行事件。美军记录到超过100个基地共发生350起无人机入侵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DHS）一位高级官员于2025年向参议院司法委员会表示，2025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约有150架无人机被探测到越过美墨边境。
无人机威胁与应对措施之间的差距显著，令人遗憾的是，这一问题至今仍未得到解决。旨在改革并加强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现有法律权限以应对该威胁，同时提升联邦航空管理局（FAA）拦截无人机能力的两党国会法案，至今尚未获得通过。
更广泛地说，美国反恐工作的最大弱点之一在于，当局无法将威胁态势的各个方面整合起来，也无法对来自多种来源的行动作出有效应对。然而，美国正处于暴力极端主义形势复杂的时期，这要求我们转变思维方式，重新审视恐怖分子如何被招募以及如何受到当前时事的影响。
——形形色色的恶意行为者
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恐怖主义的风险无疑有所增加。2001年9月11日，美国面临的敌人只有一个：基地组织。此前席卷美国的国内恐怖主义浪潮——源自左翼和右翼极端分子、堕胎合法化的激进反对者以及各类民族主义者和分离主义者——已基本平息。
如今，美国面临着数不胜数的国内外恐怖主义威胁。
基地组织及其众多分支仍在非洲、中东和南亚地区活跃。其更为极端的分支——自封的“伊斯兰国”及其遍布全球的分支网络——也在这些地区活跃。
在国内，近年来美国遭遇了由伊斯兰恐怖分子、极左和极右极端分子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称为“虚无主义暴力极端分子”[PDF]这一新类别的对手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这无疑比美国在2001年所面临的恐怖主义威胁范围更为广泛。
除了正式的恐怖组织外，恐怖主义风险还来自那些因受到某个团体、个人或事业的鼓舞，而以某种意识形态名义采取行动的人。
——社交媒体与情感的武器化
恐怖分子一直是媒体的有效操纵者。在“9·11”事件后的这四分之一世纪里，该领域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社交媒体的兴起，以及自封的“伊斯兰国”对其进行有效利用以招募人员和筹集资金。该组织从80个国家招募了5.3万名外国战斗人员，从而成为首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组织。
“9·11”事件后出生的数字原住民一代，其获取社交媒体内容的方式独具特色。那些旨在快速、便捷地将各个群体及子群体纳入其中的复杂算法，意味着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激进化和招募活动急剧增加，尤其是通过“伊斯兰国”的宣传活动。其动态的点对点行动以及对文化和地缘政治的理解，实际上已将情感武器化。“伊斯兰国”及其他暴力极端组织在制作吸引人的内容、设计叙事宣传活动、通过虚假信息和错误信息破坏现状以及动员网络参与者方面取得的成功是前所未有的。危险在于，随着这些组织技能的提升和可塑性的增强，年轻人将更加情感投入，并对这些不良行为者的信念产生更浓厚的兴趣。
“9·11”事件后的经验教训之一是，全球公众对美军及其盟友被报道的滥用行为记忆犹新，从2003年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丑闻，到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恐怖袭击后，以色列军队在追击哈马斯武装分子时摧毁加沙地带的医院。
——伊朗的威胁
2026年美国主导的对伊战争可能会进一步增强恐怖分子叙事的吸引力。伊朗在美境内针对异见人士和外国敌人的秘密行动有着悠久的历史。1980年，流亡的前伊朗大使馆官员阿里·阿克巴尔·塔巴塔巴伊在华盛顿特区郊区遇害，他曾批评伊斯兰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正是霍梅尼于1979年推翻了沙阿政权。三十年后，伊朗被指控参与了一起在华盛顿特区某餐厅刺杀沙特阿拉伯驻美大使的阴谋。但近年来，伊朗转而利用罪犯、贩毒团伙、暴徒等实施袭击。这导致在美国境内接连发生一系列行动失败，而实施者可以说动机较弱——即受金钱而非意识形态驱使——且能力有限。
尽管如此，伊朗仍多次威胁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以及负责2020年针对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定点清除行动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这些人包括前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以及国家安全顾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和一位2020年总统竞选人。针对特朗普的威胁一直被高度重视，今年7月，他在从土耳其北约峰会返回美国途中秘密更换飞机一事便印证了这一点。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不应孤立看待。对于那些长期鼓吹“西方与伊斯兰教处于战争状态”这一论调的恐怖组织而言，中东地区的任何战争都会强化其论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使这种论调得以蔓延，并在该地区乃至更广泛地区人民的文化、思维方式和经历中扎根成形。
若认为对伊朗的战争不会催生新的、受意识形态驱动的新兵——他们将针对美国和以色列的目标实施报复（包括恐怖主义行为），以回应两国政府2026年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将是愚蠢的。值得注意的是，世界各地的穆斯林群体都曾发起抗议，并对美以部队看似蓄意摧毁伊朗古代文化遗产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以及美国空袭摧毁米纳布一所伊朗女子学校、造成120名学生遇难的事件表示震惊。
——人工智能登上舞台
恐怖分子将越来越多地利用人工智能（AI）来增强其行动能力。尤其令人担忧的是，人工智能能够识别文化趋势，甚至能识别出极端分子可以以特定方式加以利用的细微亚文化。例如，“伊斯兰国”的附属组织正在利用人工智能让虚假新闻内容看起来真实可信，例如《新闻收获》节目中的假主播。如果尚未发生，人工智能很快将使恐怖分子能够优化宣传与传播，制造深度伪造内容和虚假信息，招募战斗人员，并开展监视与目标筛选。
与此同时，各国政府将比恐怖分子更有效地利用人工智能的强大资源，以预判和预测恐怖活动，识别薄弱环节，并针对新兴战术制定防御措施。显而易见的是，人工智能将加剧恐怖分子与试图应对这一新兴威胁的政府之间的技术竞争。
——一个危险的准备缺口
如今，美国正面临着与“9·11”袭击事件发生前几年同样的情况：反恐及其作为国家安全首要优先事项的地位正在削弱。
在拜登政府2022年10月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反恐被列为全球优先事项清单中的第七项子要点。而在特朗普政府2025年版文件中列出的八项国家安全优先事项子条目[PDF]中，反恐甚至未被列入。事实上，该文件仅在提及美国面临的众多跨境威胁之一时，顺带提到了恐怖主义一次。
2026年5月发布的最新《美国国家反恐战略》[PDF]将“毒枭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团伙、传统伊斯兰恐怖分子， [以及]暴力左翼极端分子（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列为美国面临的主要恐怖主义威胁，但仅对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和网络恐怖主义略作提及，且遗漏了暴力极右翼极端分子——而这些威胁均对美国的安全与稳定构成严峻挑战。
美国决策者既未将当前及未来的威胁态势列为优先事项，也未对此投入资源。他们未能运用过去二十五年间经实践检验的创新思路，以削弱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相关项目的资金已枯竭，而政府对组建全球联盟以增强线上线下韧性的漠不关心，既是一种严重的判断失误，也错失了宝贵机遇。
过去二十五年工作中的一大亮点，在于对人类为何被恐怖组织吸引以及如何防止不法分子扩大其势力范围的认识和理解。美国决策者可以利用专家对算法威胁的理解，效仿欧盟《数字服务法》的做法制定法律以建立防护机制，并大幅扩大地方社区项目规模，引导人们远离危险的意识形态。
总体而言，美国决策者需要更全面地评估威胁环境以及未来可能面临的挑战。现在正是重新思考当务之急的时刻——即如何从不法分子手中夺走那些唾手可得的武器。他们应首先采取有力措施，应对充满诱惑的仇恨与极端主义意识形态。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是一个独立、无党派的会员制组织、智库及出版机构，对政策问题不持机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