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生活极为简朴，每餐只有一荤一素，来人也不加菜。除原配席夫人外，还有几个姨太太各司其职。一日三餐由大姨太太监制，五姨太太伺候；饭后由四姨太太陪着在花园闲逛一圈，再入屋睡个回笼觉；他白天的吟诗、写字、画画，由五姨太太为他磨墨铺纸；晚上睡觉则归席夫人安排。徐世昌只有两个女儿，曾过继侄子徐绪直到膝下。徐世昌一日三餐只两道菜，却留下八万卷藏书
 
提到徐世昌，很多人先想到的是民国政坛上的身影，可如果把目光移到他的日常生活，会发现这个人身上有一组很有意思的反差。
 
他吃饭十分简单，每餐只安排一荤一素。家里来了客人，也不因为待客就临时加菜。这样的习惯放在当时的高门之家，显得格外节制。
 
但生活简单，并不代表家中事务简单。除原配席夫人外，徐世昌身边还有几位姨太太，各自负责不同事情。大姨太太负责安排一日三餐，五姨太太负责服侍用饭，四姨太太陪他饭后到花园走一圈，五姨太太还要为他磨墨、铺纸，晚上休息则由席夫人安排。
 
这套生活秩序看起来琐碎，却很稳定。徐世昌不需要亲自处理这些日常细节，他把大量时间留给了读书、写诗、写字和画画。饭后散步，回屋再睡一会儿，醒来后继续文墨活动，这种节奏几乎像一套固定程序。
 
问题也正在这里，徐世昌到底是一个清贫的人，还是一个讲究排场的人？
 
如果只看饭桌，他确实节俭。可如果把目光放到家庭结构和日常安排上，又能看出旧式官宦家庭的等级秩序。少吃几道菜，和家庭成员各司其职，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饮食习惯，后者是生活方式，两者不能混在一起看。
 
徐世昌一生只有两个女儿，还曾过继侄子徐绪到自己膝下。对传统家庭来说，子嗣不只是家事，也关系到家族延续和名分安排。过继侄子，正是当时一些家庭常见的处理方式。
 
真正让徐世昌在历史中留下另一种印象的，是他的藏书和文字。
 
他家中藏书达到八万卷，其中有不少宋元珍本。这个数字放到今天，依然让人吃惊，更别说在当时书籍获取并不方便、珍本流传又有限的情况下。八万卷不是摆在书架上好看的装饰，而是一种长期积累，也意味着他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浸在旧学世界里。
 
他还用了10年时间，主持编纂《清儒学案》，全书达到208卷。这不是普通文人写几篇文章、作几首诗那么简单，里面需要大量阅读、整理和判断。能把这项工作持续做上10年，说明他对清代学术人物和思想脉络有长期兴趣，也有相当强的耐心。
 
他一生创作楹联1万余副，诗词5000余首。数字很大，但数量本身并不能自动换来文学地位，关键还要看作品能不能留下来，能不能让后人读出味道。
 
徐世昌的文字，主要集中在旧体诗、楹联和书画题咏这一套传统文人表达中。有人评价他的水平不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下，这个判断带有明显的个人审美色彩，不能当作统一结论。不过，他留下的作品数量和持续创作时间，确实说明他不是偶尔写几句诗来装点门面的政客。
 
比如《新秋即事》写道：
 
夜凉初听蟀，午燥尚鸣蝉。  
窗静数声雨，畦分一脉泉。  
烟云弄柔瀚，风露得清眠。  
九曲屏风外，青山卧榻前。
 
这首诗没有急着抒发宏大感慨，而是从蟋蟀、蝉声、雨声、田畦和山色写起。夜里听蟋蟀，午后还有蝉鸣，窗外雨声落下，远处青山像在床榻前展开，气息很安静。
 
这样的诗，和他晚年的生活状态其实很贴合。一个人饭后在花园里走一圈，回屋睡个回笼觉，醒来磨墨铺纸，面对窗外风露和庭院景色，写下几句秋日所见，这种日常感比政治口号更能说明他的性情。
 
同一时代，梁启超更多以政论和文章推动公共讨论，鲁迅则用白话小说和杂文改变了文学表达。徐世昌走的是另一条路，他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新文学转型上，而是留在诗词、楹联、书画和清代学术整理之中。三人的方向不同，不能简单用谁更高来排列。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徐世昌常常被人记成一个复杂人物。一方面，他是政坛人物，经历过时代风云，另一方面，他又沉迷于藏书和旧体诗，日常生活甚至细到了由谁安排饭菜、由谁陪着散步、由谁磨墨铺纸。
 
他一餐只有一荤一素，却拥有八万卷藏书。家中饮食不铺张，文化生活却极其丰富。生活安排看似安静，背后又有一套清楚的家庭秩序。这样的矛盾并不需要强行解释，它本来就是旧式士大夫生活的一部分。
 
说到底，徐世昌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个政治人物的名字，也不只是几项文学数字。更具体的记忆，是饭桌上不因来客加菜，是花园里固定的一圈散步，是案头磨好的墨和铺开的纸，也是10年编成208卷的《清儒学案》。
 
一个人怎样吃饭，未必能决定他的历史评价。可他怎样读书、怎样写作、怎样安排每天的时间，往往更能看出他真正把生命放在哪里。徐世昌把大量时间交给了书卷和笔墨，这或许正是他最鲜明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