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李宗仁飞抵北京后，曾公开指斥数月前刚在台北病死的陈诚“欺世盗名”。有人认为，这迟来的一击，不过是他旅居美国期间向唐德刚口述回忆录时，对陈诚那种系统性鄙夷的公开版本。
 
为什么偏偏是陈诚，让李宗仁多年后仍然如此激烈？
 
答案得从一场旧战争说起。
 
1929年蒋桂战争期间，陈诚还是第十一师副师长，率部参加打击桂系的行动，最后击溃了李宗仁、白崇禧经营多年的武汉力量。对桂系来说，陈诚从那时起就不只是一个普通将领，而是蒋介石手中最锋利的武器。
 
这层私人恩怨，后来又叠加了军队资源分配的冲突。
 
抗战时期，李宗仁坐镇第五战区，打出过台儿庄大捷，战区声望和部队实力都在上升。陈诚担任政治部部长后，多次对第五战区的兵员补充和装备发放提出限制意见，李宗仁由此认定，陈诚在蒋介石面前压制桂系。
 
到了1944年11月，陈诚接替何应钦出任军政部长，李宗仁在汉中行营继续感受到补给上的差别待遇。对李宗仁来说，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的摩擦，而是陈诚长期排挤第五战区的表现。
 
不过，李宗仁真正集中火力攻击的，是陈诚的军事指挥能力。
 
他认为，陈诚论军事比不上白崇禧，论政略也不如何应钦，最多只能指挥团、师一级部队，却被蒋介石安排去掌握几十万大军。这样的安排，怎么可能不出问题？
 
李宗仁反复拿东北战场举例。
 
1947年，陈诚接替熊式辉出任东北行辕主任，抵达沈阳后，对外表示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结果呢，东北局势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发展，国民党军队反而在接连作战中丢掉主动权。
 
李宗仁认为，陈诚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把主力集中起来，而是把部队分散放在许多城市和据点，像把胡椒面撒开一样。林彪采取围点打援，逐个切断、逐个消灭，国民党军队很快陷入被动。
 
新五军在公主屯遭到重创，军长陈林达被俘，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部队也在东北战场不断损失。李宗仁据此判断，陈诚不是没有部队，而是不会使用手里的部队。
 
东北民间当时还流传一句讽刺话，说陈诚只会让沈阳火车南站通到北站。话虽尖刻，却说明当地舆论已经把东北铁路受阻、战局恶化，与陈诚的指挥联系在了一起。
 
问题在于，败仗真的只能归到陈诚一个人身上吗？
 
东北战场的失败，当然牵涉蒋介石的战略判断、各派将领之间的矛盾、兵力补充困难，以及国民党军队整体士气下降。把所有责任都压在陈诚身上，是李宗仁的政治立场，也带有桂系与中央系长期争斗的情绪。
 

在李宗仁看来，陈诚习惯把失败推给下属，出了问题就找部队、找地方、找客观原因，真正涉及自己的决策时，却很少承担责任。他把这种表现概括成饰非诿过。
 
李宗仁对陈诚的另一重指责，是派系用人。
 
陈诚以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起家，后来形成了影响很大的土木系。李宗仁认为，只要出身这两支部队，即使能力普通，也容易得到提拔，其他系统的将领即便有战功，也可能受到排挤。
 
这类派系现象，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中并不只存在于陈诚一系，桂系、黄埔系、中央军之间同样有复杂的关系。军队并非一套完全按战功升迁的体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否得到最高层信任，往往都会影响职位变化。
 
1949年，这种矛盾终于摆到台面上。
 
李宗仁出任代总统后，曾要求把存放在台湾的部分黄金、白银和外汇运回大陆，用于军政开支。陈诚当时担任台湾省主席，回电拒绝，表示这些资产需要由中央另行统筹，不便外运。
 
这件事刺痛了李宗仁。
 
一个省主席，为什么敢拒绝代总统的调拨要求？在李宗仁看来，陈诚口头上讲的是党国，实际上服从的只是蒋介石。蒋介石下野后，台湾也逐渐成为蒋氏集团保留实力的关键地点，李宗仁的总统权力在现实面前被削弱。
 
真正关键的不是一封电报，而是谁掌握军队、财政和地盘。到了1949年，名义上的中央命令，已经很难真正覆盖各个权力中心。
 
陈诚主政台湾后推行的土地改革，也被李宗仁重新解释了一遍。
 
三七五减租、公地放领，确实帮助一部分农民减轻了负担，也稳定了台湾农村秩序。土地改革后来能够获得较高评价，并不只是宣传作用，台湾农村社会结构和生产环境确实因此发生变化。
 
李宗仁却认为，这些措施同时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通过赎买土地、分配公地，陈诚既争取了农民，也削弱了地主阶层，还借助大陆运台资产和美国援助巩固了自己的政治影响。
 
他认为，蒋介石过度信任陈诚，把一个并不适合统领全局的人推到了军政核心位置。陈诚掌权后重派系、轻协同，遇到失败又缺少担当，最终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华中等地不断失去机会。
 
1965年那次公开指责，距离1929年蒋桂战争已经过去36年，距离1949年的总统与台湾省主席冲突，也过去了16年。时间没有冲淡这段积怨，反而让它在回忆录里集中爆发。
 
李宗仁留下的最后判断十分严厉，认为陈诚能力不足，却被蒋介石强行安排掌握军国大政，是国民党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