孕妇瞿陈氏正在分娩，可她的丈夫不在身边，屋子里却挤满了围观的日军，接生婆战战兢兢地为她接生，日军时不时发出怪异的啧啧声。

1937年12月的南京，冬天比哪一年都冷。这段关于瞿陈氏的叙述传播很广，不过目前公开的权威档案，还不能把瞿陈氏姓名、丈夫去向、日军围观接生等细节逐项核实。要了解当时孕妇和婴儿究竟经历了什么，只能把视线移到留下原始记录的人身上。

九年后的1946年4月8日，71岁的程瑞芳写下一份证词，交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瑞芳当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宿舍总管。南京沦陷前，程瑞芳没有离开学校，而是与魏特琳、陈斐然共同承担难民收容工作。程瑞芳在证词中说明，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校园曾经收容一万多名妇女和儿童。

真正让这份证词有分量的，是程瑞芳在战时已经留下日记。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程瑞芳连续记录84天。12月11日，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内两个婴儿死亡，同一天又有一个孩子出生，还有五六名孕妇临近生产。

12月13日，南京失守后，学校里又出生两个孩子。产妇和新生儿没有正常病房，只能在拥挤的收容环境中休息。到了1938年1月9日前后，程瑞芳又记下数名新生儿以及小产的情况。

校园中的人数仍在增加。魏特琳1937年12月18日的日记记载，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已经挤进数千名难民，楼房、走廊和能够住人的地方几乎全部住满。

12月19日，又有大批妇女和年轻女子来到校门口，请求进入校园。魏特琳不断在校园内奔走，处理粮食、住宿和安全问题，程瑞芳则承担难民生活和卫生方面的事务。临产妇女面对的不只是生产，御寒、食品、卫生条件和人身安全都直接关系母婴生存。

就在12月19日，另一名孕妇李秀英在五台山小学难民收容处遭遇危险。19岁的李秀英当时怀孕约六个半月至七个月。三名日本兵闯入后企图实施侵犯，李秀英抓住机会夺取刺刀反抗，脸部、腿部和腹部遭到多处刺伤。李秀英随后被送进鼓楼医院，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参与抢救。

12月21日留下的医疗记录记载了李秀英伤势严重的情况。经过救治，李秀英保住生命，腹中胎儿却未能保住。

1937年12月21日，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带着16毫米摄影机来到鼓楼医院，拍下李秀英接受治疗的画面。1938年，这批胶片被秘密带出南京，在上海制作拷贝，相关影像后来传往多个国家。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理日本战犯时，约翰·马吉出庭作证，相关影像也进入战争罪行证据体系。

程瑞芳留下的记录同样没有消失。程瑞芳的日记与魏特琳等人的记录在多个日期和事件上可以互相核对。一个记录难民所每天发生的事情，一个记录校园管理和妇女儿童不断涌入的情况，不同记录最终指向同一段历史。

1947年3月10日，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军第六师团原师团长谷寿夫作出判决。判决书认定，会攻南京的日军存在屠杀、强奸、抢劫和破坏财产等暴行，无辜妇女儿童同样遭受严重伤害。

因此，瞿陈氏故事中目前无法核实的细节不宜再继续添加。但1937年12月的南京，确实有孕妇在难民收容所生产，有婴儿在恶劣条件中死亡，也有程瑞芳、魏特琳和鼓楼医院医务人员持续照顾妇女、儿童和伤员。

李秀英、程瑞芳、罗伯特·威尔逊、约翰·马吉留下的证词、日记、医疗记录和影像，把这些具体的人和具体的日期保存了下来。

信源：《日军常熟暴行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