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任副总统万斯，说了句大实话：美国历史上最糊涂、代价最大的错误，就是苏联解体后的那十年？
1991年年底，苏联正式解体，美国成为当时唯一拥有全球军事部署、金融优势和庞大盟友体系的超级大国。华盛顿面前其实出现了一段极其特殊的战略窗口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与美国展开同等规模竞争，美国国内也普遍相信，冷战的胜利证明美国所选择的发展道路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
问题恰恰出现在这种优势带来的判断上。万斯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苏联解体后，美国决策层一度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已经得到保证。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则是美国逐渐把部分“硬实力”让位于金融、全球化和所谓“软实力”。制造业不断外迁，造船、机械、电子以及部分军工供应链持续调整，美国企业越来越习惯依赖全球生产体系。
这种变化在今天已经能够用数据观察。白宫2026年《总统经济报告》承认，从1991年以后，美国整体工业生产明显增长，可国防和航天工业生产的长期增幅远低于整个工业体系，其中一个重要背景就是冷战结束后国防采购和研发投入下降，加上20世纪90年代外包趋势加速。军工领域的变化更加典型。1993年，美国国防部高层曾召集主要军工企业负责人开会，明确释放产业需要大规模整合的信号。此后美国航空航天与国防领域的主要承包商迅速兼并。白宫2026年的报告提到，20世纪90年代美国拥有50多家主要航空航天及国防承包商，到21世纪初只剩下5家大型主承包商。冷战刚结束时，这么做看起来能够减少重复投资、降低军费负担，可几十年后，美国重新面对大国竞争时，产能不足、供应商过度集中等问题也跟着暴露出来。
更深的一层变化发生在美国外交战略上。美国在冷战胜利后产生了一种强烈自信：既然苏联已经不存在，美国便有能力重新塑造更多地区的政治秩序。90年代，美国深度介入巴尔干事务；进入21世纪，又把大量军事、财政和外交资源投入阿富汗、伊拉克等战场。万斯对此批评得非常直接。他认为，美国决策者把一些原本以为容易完成的任务变成了持续多年的战争，结果付出数万亿美元以及大量人员伤亡。这也是万斯所代表的美国政治思潮近年不断追问的问题：美国真正浪费掉的，到底只是钱，还是时间？如果只是财政支出，美国凭借美元体系和经济规模还有调整空间。
欧洲方向同样留下了长期争论。1997年，美国著名外交家乔治·凯南就公开警告，北约继续向东扩展可能成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政策极具后果的错误之一。他担心这种做法会强化俄罗斯国内的反西方情绪，使刚刚结束的东西方对抗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出现。此后波兰、捷克、匈牙利于1999年加入北约，欧洲安全版图发生明显改变。当然，把今天美俄关系的全部问题都归结于北约扩张并不准确。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学界一直存在争论。有研究认为北约扩张加剧了俄罗斯的不安全感，也有研究指出俄罗斯国内政治、身份认知以及巴尔干问题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90年代真正值得研究的并不是一句简单的“谁骗了谁”，而是美国是否在自身力量达到高峰时低估了其他大国重新崛起后维护安全利益的意愿。
更有意思的是，美国当年并非不知道风险。1994年前后，美国政府内部已经有人担心北约快速扩大可能刺激俄罗斯。1997年，北约与俄罗斯还签署了《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试图建立沟通机制。这说明当年的华盛顿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到矛盾，而是在判断利弊之后，认为凭借美国的实力足以管理这些风险。这种思维才是万斯今天批判冷战后美国战略时真正抓住的地方：实力太强，有时也会造成误判。当一个国家长期面对强劲对手时，资源配置往往更加谨慎；一旦主要竞争者突然消失，就容易把阶段性优势理解成永久优势。美国在90年代享受经济繁荣、科技扩张和金融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红利，一度认为自身制定的规则会不断向全球扩散。美国政策界甚至出现过俄罗斯将长期衰弱、难以重新成为重要力量的判断。等到这种判断发生变化时，美国已经在中东投入二十多年时间，军工产业经历长期整合，本土制造能力出现结构性变化，欧洲安全矛盾也越来越复杂。
从这个角度理解，所谓“苏联解体后的十年是美国最糊涂的十年”，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这句话有多刺激，而是美国内部正在发生一次战略复盘。1991年的美国站在力量高峰，以为最大的竞争已经结束；三十多年后的美国却开始重新建设军工产能、强调制造业、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并重新计算每一项海外承诺的成本。历史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在这里：一个国家最容易犯战略错误的时候，未必是它最弱的时候，也可能恰恰是它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对手的时候。美国冷战后的经历留下的教训，就是短暂的单极优势不能自动兑换成永久优势。窗口期一旦错过，再想用几十年后的政策调整把失去的时间全部追回来，成本只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