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三野参谋长夫妇遭土匪伏击，双双遇害，幼子下落不明。粟裕震怒：“调主力团进山，掘地三尺也要灭了土匪！”
 
他被任命为红四军第13师38团团长，到了部队才知道，自己的顶头上司竟然是黄埔军校同学徐向前。陈赓心里多少有点嘀咕，这位老同学平时话不多，怎么看都不像一个能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人？
 
可接下来7个月，徐向前用4场胜仗，把这点疑问全部打消了。
 
两人在黄埔军校是同学，名气却不在一个频道上。陈赓属于那种走到哪里都容易被人记住的人，能说会道，反应快，胆子也大。东征陈炯明时，他曾冒死把被敌人包围的蒋介石背出险境，蒋介石对他十分欣赏，甚至说过五个胡宗南也不及一个陈赓。
 
徐向前的表现则安静得多。蒋介石早年见过他，还单独找他谈过话。问一句，徐向前答一句，不多说，也不主动表现，没让蒋介石看到所谓的机灵劲儿。蒋介石一度认为，这个人难堪大用。
 
谁能想到，几年之后，两个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陈赓在上海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徐向前则来到鄂豫皖，把一支规模不大的农民武装逐步带成了几万人的红军力量。1931年9月，陈赓赶到苏区时，徐向前已经担任红四军军长。
 
到了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徐向前出任总指挥兼红四军军长，陈赓担任红12师师长。老同学再次并肩作战，只是位置关系发生了变化。
 
相处起来，两人的性格差异十分明显。陈赓讨论问题时常常一说就是半天，思路快，话也多。徐向前却不一样，平时惜字如金，很多时候只是安静听着。陈赓觉得他太沉闷，徐向前也觉得陈赓有时嬉皮笑脸，不太像个严肃的军官。
 
这样的反差，难免让两人相处得有些尴尬。可是，带兵打仗不能只看谁更会说，真正关键的还是能不能把部队带出胜仗。
 
红四方面军成立后不久，国民党军队发动第三次围剿。徐向前没有急着和对方硬拼，而是根据敌我情况，把围点打援、分割包围、断粮困敌这些办法灵活组合起来。
 
黄安战役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徐向前先把国民党第69师困在黄安城内，等援军赶来后，集中力量吃掉援军，再回头攻城。这场战斗持续43天，歼敌1.5万余人。
 
这个打法看起来并不花哨，难点却在于耐心和判断。围城时间一长，部队能不能稳住，援军什么时候出现，主攻方向怎么调整，都需要指挥员扛住压力。徐向前没有因为战事拖得久就贸然改变计划，最终取得胜利。
 
商潢战役中，国民党派出汤恩伯部队增援，装备和训练都占优势。徐向前没有选择正面硬撞，而是设法切断敌军联系，把对方分成几块，再逐个解决，歼敌4000余人。
 
苏家埠战役打得更久，部队围困敌军48天。被围部队逐渐缺粮缺弹，战斗力不断下降，最后红军歼敌3万人。
 
有人只看到了四战四捷，却容易忽略这些胜仗并不轻松。黄安打了43天，苏家埠打了48天，红军也要面对伤亡、补给和部队疲劳的问题。徐向前的特点，不是每次都追求快速解决，而是能根据战场变化，把优势一点点积累起来。
 
潢光战役则是另一种节奏。徐向前率部挺进豫西，只用了5天，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8个团和地方民团，歼敌近万人。
 
从1931年11月到1932年6月上旬，短短7个月，红四方面军连续打了4场胜仗，歼敌6万余人，其中被成建制消灭的国民党正规军达到40个团。这样的战果，让红四方面军迅速成为红军队伍中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陈赓这时彻底服气了。
 
同样是黄埔学生，一个早年名声在外，一个不善交际，甚至曾被人看低。结果到了战场上，徐向前没有靠口才证明自己，而是用一场又一场战斗改变了别人的看法。陈赓后来谈到徐向前时，半开玩笑地说，自己这个师长当得值，手下居然有一只老虎。
 
这个评价，其实很符合徐向前的带兵风格。
 
他平时讲话少，部署作战时却十分明确。一旦作出决定，通常不会轻易更改。战斗打响后，哪里最危险，哪里最需要稳住部队，他往往就带着驳壳枪赶到哪里。
 
这种作风后来在红军其他战场上也得到验证。1935年，红四方面军在川陕苏区面对国民党军队的多路进攻，徐向前继续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逐个击破的办法，经过长期作战粉碎围攻。战场环境变了，敌我力量也在变化，但他那种少说多判断、先稳住再出手的特点没有改变。
 
陈赓后来也没有停留在黄埔时代的名气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他长期担任重要指挥岗位，靠的同样不只是机敏和口才，而是把判断转化成战场行动的能力。
 
说到底，黄埔时期的评价只能说明一个人的表面状态，不能决定他未来能走多远。徐向前当年话少，不善于展示自己，但他能在复杂局面下保持冷静，把几百人的队伍带成几万人的力量，再用7个月4场胜仗树立威信。
 
这段老同学之间的交集，留下的并不只是陈赓从怀疑到佩服的变化，也说明了一个朴素道理，战场上真正有分量的表现，终究要靠结果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