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所谓平反，实为投机政治的夺权算计，是彻彻底底的个人利己主义政治闹剧。
克里姆林宫长长的走廊尽头，一扇厚重的橡木门虚掩着。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捏着那份刚被档案室送来的名单边缘，指节有些发白。名单上是十七个名字，后面附着简短的案由和当年的判决编号。他需要的不是这些，他需要的是这些人现在在哪里，还能不能站起来说话，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恨谁。
秘书轻轻叩门进来，将另一份文件夹放在桌上。“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找到了，在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集体农场担任会计。健康状况良好，但……似乎对重返莫斯科没有太大兴趣。”
赫鲁晓夫抬起头，脸上没有表情。“没有兴趣？”他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告诉他，兴趣是可以培养的。他儿子在列宁格勒读大学，对吧？学的是建筑？国家建设委员会正需要这样前途光明的年轻专家。”
秘书点头记下，退了出去。窗外的莫斯科天色阴沉，但赫鲁晓夫觉得心情不错。名单上的名字，每一个都是一枚钥匙，能打开一扇门，松动一块砖。斯大林同志留下的这座大厦太过坚固，墙壁太厚，他需要从内部找到那些缝隙，把撬棍插进去。平反？那只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词。他要的是债主，是那些被这座大厦压碎了人生、积攒了足够多怨恨的人。给他们一点点希望，他们就会变成最锋利的凿子。
阻力很快来了，并非来自他预想的那些老近卫军。第一个被“恢复名誉”并调回中央的伊万诺夫，在一次非公开会议上，竟委婉地提出某些过去的集体化政策“或许也存在值得检讨之处”。赫鲁晓夫当场打断了他，事后让秘书传话：“你的党证和你的新职务，都是借来的。记住是谁把借据撕掉的。”
但裂缝已经开始显现。他提拔的“新人”迅速分成了两拨：一拨战战兢兢，唯恐行差踏错，再次失去一切；另一拨则胃口被吊了起来，开始私下串联，试图划定新的势力范围，甚至有人试探着提出，某些清算“或许可以走得更远一些”。赫鲁晓夫在办公室听着亲信的汇报，冷笑了一声。他要的是听话的工具，不是有自己想法的同盟军。
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一个冬夜。他被通知去参加主席团的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几张熟悉的面孔坐在长桌对面，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没有激烈的指责，没有翻旧账。其中一位慢条斯理地开口，谈起了“党的团结”、“继承的连续性”以及“避免给帝国主义者提供攻击我们的口实”。他们甚至赞扬了他“在改善民生方面的努力”，但话锋轻轻一转，提到了那份不断扩大的平反名单，以及某些被恢复职务的人“近来一些不妥当的言论和倾向”。
赫鲁晓夫听懂了。这不是摊牌，这是一次温柔的警告，也是一次交易。他可以用“纠偏”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但不能用“揭盖头”来动摇船身。他们默许他搬开几块挡路的石头，但不允许他拆掉承重墙。
会议结束后，他独自在办公室坐了很久。名单摊在桌上，上面很多名字已经被划掉，换上了新的任命。他忽然感到一阵极度的疲惫。他发现自己精心拉拢的这些人，成了一群无法完全驾驭的幽灵。他们感激他，但也畏惧他；他们依赖他，但也想从他那里索取更多。而他原本想拆毁的那座大厦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所有人，包括他自己。
几年后，当他自己被那场“平静的政变”赶下台，坐在郊外别墅里听广播时，他想起那份名单。他想知道，那些因为他而重返舞台的人，此刻会在哪里，又会说什么。广播里正在播放新的决议，批判“主观主义与唯意志论”。窗外阳光很好，照在他亲手栽种的玉米上，绿油油的一片。他关掉了广播。
那份长长的、曾被他寄予厚望的平反名单，最终和他抽屉里许多未实现的计划草案一样，被锁进了档案柜。它没能帮他建成新的宫殿，反而让他在旧宫殿的废墟上，看清了自己脚下那片摇摇欲坠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