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碑林”云居寺：1000多年，成千上万僧众接续刻刻刻，汇成一个大大的“佛”字】

北京市房山区，有一座千年古刹，云居寺。

这是一座真正的文化宝藏，它集中了千年石经、古塔群和一大批珍贵的佛教文物，在北京，这些富集即使是比它名气更大的潭柘寺和法源寺都没办法相比。

千年石经：14278块石刻经板，历隋代至明代六朝，由16代僧人领袖持续镌刻，历1000多年时间完成，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石刻佛经遗存，堪称“石经长城”。其石经山有九大藏经洞，其中雷音洞还保留着隋代原始刻经，洞内4根千佛柱雕刻有上千尊小佛像，也是国内罕见的隋代佛教石刻精品。

《龙藏》木板经：共有7000多块，是清代官方刊刻的完整大藏经雕版，现在已经是中国国家版本馆的核心镇馆级藏品。

唐辽古塔群：云居寺辽代北塔通体高约30米，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辽代砖塔之一，塔身融合了楼阁式、覆钵式造型，四隅还配套4座唐代小石塔，是国内少见的古塔组合遗存。

另外，还有三公塔，是清代修建的3座高僧墓塔，造型古朴，是云居寺历代文化传承的实物见证。

珍贵的佛教文物：最重要的就是佛祖舍利，1981年在雷音洞出土了两颗隋代佛舍利，是国内仅存为数不多的释迦牟尼肉身舍利遗存，属于国宝级佛教文物。

相传，当年的隋文帝杨坚就出生于般若尼寺，从小由尼姑智仙抚养长大，深受佛教熏陶。称帝后，他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在全国大力推行佛教。杨坚早年曾从印度沙门处获得一大包佛舍利，后来就成为官方分发的核心母本。

杨坚在位期间曾先后3次敕令向全国各州分发舍利、建塔安奉：仁寿元年（601年），为庆祝自己60岁生日，向全国30个州县分送舍利立塔；仁寿二年（602年），在佛诞日向全国53个州县分送舍利建塔；及至仁寿四年（604年），他再次在30个州县增设宝塔安奉舍利。

3次分发舍利使隋全国建造了110座舍利塔。8月初我曾在辽宁省朝阳市游览凤凰山和北塔博物馆，都瞻仰了当年隋文帝分发的佛舍利。而1981年在北京云居寺的雷音洞出土的两颗隋代佛舍利当年应也是由隋文帝时代分发。

此外，云居寺还保留了历代的皇帝御碑和刻石，尤其是清嘉庆皇帝对云居寺情有独钟，留下数块碑石。寺内还有大量唐辽至明清的题记刻石，记录了云居寺千年古刹的兴衰历程。

当下的中国，我们这个时代，是以公元历纪年，而中国传统历法为天干地支历，记年月日时以立春为岁首，属于独立的阳历体系。

除此之外，佛教历法其实一直在寺院体系里使用，其通用标准是以公元前543年（佛祖涅槃年）为佛历元年，其常规状态下，佛历年份=公历年份+543，反推则为公历年份=佛历年份-543。

这个世界虽然是同一个世界，但计算世界的方法却多种多样，对于偏居于北京房山，依着石经山（白带山），傍着拒马河的云居寺来说，从隋末建寺，往下1000多年，其实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佛家时空，所以才能有从隋至明的至少16代僧人领袖持续镌刻石刻经版。

如此，云居寺的佛家时空就穿透了中国大地上1000多年里不停的朝代更迭，而又能自成体系，在那个1000多年里，至少有16代杰出的僧人领袖带领着无数僧众和信徒，接续着勒石刻经以普及佛法，其实是让这个体系又能变成一个整体，以人人之心和人人之力汇聚成一个大写的“佛”字。

另外，我还想提供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数据，至2024年，最著名西安碑林的石碑藏品总数为14338件/套，其中以历代碑石、墓志及石刻造像为核心品类，西安碑林的藏品来源极为复杂丰富，而北京云居寺中所藏的14278块石刻经板和7000多块木板经皆为该寺历1000多年“自主制造”——MADE IN YUNJUTEMPLE。

所以，我觉得在房山区的这座石经山下，其实是潜伏着一个千多年历史响当当“北京碑林”仍然未有显名，未来不知道会不会有机它会被发掘出来。

而就我在云居寺所展出的一些石刻经板上可见，那些都是非常高超的书法艺术之作，因为佛家刻经，其实规矩极多且极严格，云居寺的许多石刻经板未尾都会有数位专门负责勘校佛经写和刻全程的沙门的法号，看来他们是要用一生为此负责任的。

在云居寺辽代北塔的四角各有一座唐代小型石塔，在其中一个小石塔上我发现了一块汉白玉小碑，《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铭》，该文记述了易州新安府折冲都尉李文安为追悼亡妻薛氏，于范阳县西云居寺建造石浮图之事，铭辞部分以四言诗体赞颂浮图功德，其中如“众妙功德，莫惟斯重。镂凤傍矫，雕龙上耸”等句已留存于世。该碑完成于大唐开元十年（722年）四月八日，书写者是易州前遂城县书助教梁高望。

这位与颜真卿、怀素几乎同一时代的梁高望到底为何人？已无从考证，但他精湛至极的行楷书因此留了下来，其书法可谓美妙至极，而此碑虽已存世一千几百年，仍然焕然一新，竟一时看得我如醉如痴。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