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SJ， 下一款重磅减肥药的争夺战已经打响——中国也要加入The Race for the Next Big Weight-Loss Drug Is On—and China Wants In

这个长期以生产低端仿制药闻名的国家，如今正涌现出一批快速创新的生物科技企业

Katrina Northrop

中国生物科技企业正在迅速从低端仿制药生产商转型为美国大型制药公司的有力竞争者，而它们如今瞄准的是最赚钱的药物领域之一：GLP-1。

目前，凭借Mounjaro（替尔泊肽）和Ozempic（司美格鲁肽）等药物，Eli Lilly和Novo Nordisk毫无疑问是规模达800亿美元的全球GLP-1市场的领头羊，而这个市场目前主要由美国销售支撑。

但中国生物科技公司正纷纷涌入，希望从减肥药市场中分得一杯羹。根据数据提供商PharmCube的数据，目前中国研发管线中有近250家竞争者。其研发的药物中，已有20多种获得海外市场的许可。

其中一个例子是Vincentage Pharma。这家成立仅五年的公司有望成为中国最早开发出口服GLP-1药物的企业之一。2024年末，这家仅有50名员工的公司与海外企业达成授权协议，将名为VCT220的药物推向美国等海外市场。

VCT220之所以引起Corxel Pharmaceuticals的注意，部分原因在于，与其他GLP-1药物相比，这款药物引发恶心、呕吐等副作用的情况较少。Corxel是一家获得VCT220授权的生物科技公司。

“这是一家非常小的公司，”Corxel首席执行官Sandy Mou说。该公司今年夏天已经完成了这款药物在美国的2期临床试验，并计划申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但他们仍然能够交付这么多成果。”

过去20年间，在政府支持和较低运营成本的推动下，中国已经从基础仿制药和原料化学品生产国，转变为科学研究的活跃中心。如今，全球制药公司正纷纷从上海、苏州等生物科技中心的实验室中寻找有潜力的新药。根据PharmCube的数据，仅去年一年，中国就有价值超过1300亿美元的新药获得海外授权，涵盖癌症、减肥和免疫学等治疗领域。

“这种增长令人惊叹。”在上海从事生物科技授权交易的Morgan Lewis合伙人Todd Liao说，“2020年以前，这类交易的规模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如今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GLP-1和肥胖症是最热门的领域之一。”

AstraZeneca、Merck和Novo Nordisk等全球制药巨头，都已经通过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授权协议，抢先锁定下一款具有潜力的中国肥胖症药物。截至目前，还没有任何源自中国的GLP-1药物获得FDA批准，但已有数款药物正在美国及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临床试验。

今年4月，Kailera Therapeutics在纳斯达克首次公开募股（IPO）中筹集了超过7亿美元。该公司的业务建立在中国企业Jiangsu Hengrui Pharmaceuticals开发的GLP-1药物之上。目前，Kailera正在为这些源自恒瑞的药物开展全球临床试验。

专家表示，近期中国在GLP-1领域取得的突破大多属于渐进式创新，而非革命性的创新。不过，对于希望减重的美国患者而言，来自中国的新一轮减肥药供应可能会压低药价，同时提供更加丰富的治疗选择。

中国生物科技企业之所以积极向海外扩张，部分原因在于国内市场的盈利空间要小得多。中国的肥胖问题严重且不断恶化，同时拥有近1.5亿名成年糖尿病患者。但与美国相比，中国使用GLP-1药物的人口比例仍然很低，而且药品价格也低得多。中国国家医保体系只为糖尿病适应症报销这些药物，并不覆盖肥胖症治疗，这意味着大多数减肥患者需要自掏腰包。

“在中国生物科技行业，赚钱可能非常困难。”InScienceWeTrust BioAdvisory创始人Leon Tang说。该公司帮助中国和国际生物科技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中国的价格压力也正影响着Novo Nordisk。这家丹麦制药巨头开发了Ozempic，目前在中国销售用于治疗糖尿病和肥胖症的GLP-1药物。在中国本土新兴企业的压力下，该公司2025年在华GLP-1药物净销售额下降了8%，并于今年早些时候下调了两款相关产品在中国市场的标价。今年早些时候，司美格鲁肽——Ozempic的关键成分——在中国的专利到期，公司很快还将面对大量仿制药的竞争。

“竞争非常激烈。”总部位于杭州、正在开发GLP-1药物的Sciwind Biosciences首席执行官Hai Pan说。“但竞争会让你变得更强。”

总部位于伦敦的Verdiva Bio今年1月与Sciwind达成协议，获得后者三种代谢类药物的全球授权，该交易潜在价值最高可达24亿美元。Verdiva目前正在美国为其中一种口服药物开展2期临床试验。

与中国其他尖端科技领域一样，生物科技企业也受益于国家支持。作为推动科技自主发展的努力的一部分，北京已经向这一产业投入数十亿美元，并试图吸引大量在海外工作的科学家回国，在中国实验室开展前沿研究。

速度和成本同样重要。生物科技企业高管表示，中国的临床试验流程更加高效。临床试验集中在少数几家大型公立医院，这些医院拥有庞大的患者群体。

中国的生物科技中心还拥有密集的专业合同研究组织（CRO）网络——这类机构对于开展临床试验至关重要——使研究人员能够迅速将科学假设转化为研究结果。比如，Sciwind的高管表示，公司办公地点就在合作的CRO附近，因此他们每天都可以查看研究进展。

根据Cure Innovation Index的数据，去年全球启动的临床试验中，超过30%在中国进行，而2009年这一比例仅为1%。在中国开展1期临床试验的成本约为美国的一半。

“这就是我们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优势：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总部位于上海的生物科技公司Innogen Pharmaceutical公共事务负责人Matthew Qiu说。该公司去年获得中国监管部门批准，推出一款每周注射一次的GLP-1药物。

生物科技行业专家预计，中国的GLP-1药物将逐步从快速跟随者转变为真正具有突破性的治疗方法。例如，在癌症治疗领域，中国企业已经在尝试完成这种转变。

“你必须一步一步发展——不可能刚起步就开发出同类首创（first-in-class）药物。”Sciwind首席执行官Pan说。“你应该先学会生产仿制药，然后是‘me-too’药物，再到‘me-better’药物，最后才是创新药。这是一个过程。”

对于规模较小的中国生物科技企业而言，将药物销售到海外仍然困难重重。它们的药物需要经过美国临床试验、FDA审批，并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减肥药市场中完成商业化。

国际授权协议可以让药物的营销和分销过程更加容易，同时也能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临床试验，而在中国境外进行临床试验通常有助于让FDA审批过程更加顺利。

不过，随着美国政界越来越担心中国生物科技产业的崛起，这一波生物科技授权热潮正面临日益严格的美国监管审查。美国国会正在考虑一项法案，对生物科技行业的对外投资进行审查；一些议员还提出，鉴于对数据可靠性以及科学技术诀窍向北京转移的担忧，应禁止FDA采纳中国开展的临床试验数据。海外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