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创制完成后，朝廷大力推广，刻印大量佛经与法律典籍。

1036年前后，西夏景宗李元昊下令在境内推行一套全新的文字，同时规定官方文书改用这套字书写，旧有汉字文书在西夏境内的官方场合逐步退出。

一套从无到有造出来的文字，配上一道强制推行的政令，落在当时的河西走廊和贺兰山一带，究竟是怎么运作的？这件事比听起来复杂得多。

文字这种东西，造起来已经不易，推开去才是真正的难关。

西夏文的创制，主持者是一位名叫野利仁荣的党项贵族官员。

据史料记载，受命之后历时数年，参照汉字的构形逻辑，按照党项语的语音和词义，逐字逐形地搭建出一套体系，字数约六千余个。

字形方块、笔画繁复，远看像汉字，凑近一看，每一个字都陌生。即便是通汉文的人，拿到一张西夏文书，也几乎没有任何辨认的入口。

这套字造出来之后，官方称之为"蕃书"或"国书"，在西夏官方文献里有时也称"蕃字"。

李元昊下令在境内学校传授，考试选拔官员时纳入考核，官方文书须以西夏文书写，汉文则退为辅助地位。推行的力度，靠的是政令而非自然渗透。

有政令撑腰，文字才有机会落地。而落地最快的两个领域，一个是佛经，一个是法典。

西夏境内佛教信仰极为兴盛，统治者历代崇佛，寺庙遍布各地，僧侣群体庞大，佛经是当时流通最广的书面文字载体之一。

将佛经译成西夏文刻印流通，既是宗教需求，也是推广文字的有效路径，两件事恰好咬合在一起。

西夏朝廷组织译经机构，将汉文、藏文佛经大规模转译为西夏文，并以木活字和雕版两种方式刻印。

留存至今的西夏文佛经，数量可观，其中既有单部经文，也有整套大藏经的西夏文译本。

这批文献后来在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1908至1909年考察黑水城遗址时大量出土，现存于俄罗斯艾尔米塔什博物馆及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是目前存世西夏文献里体量最集中的一批。

法律典籍的情况又有所不同。

西夏天盛年间（1149至1169年）颁布了一部大型法典，汉文名称习惯译为《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以西夏文书写，共二十卷，条文覆盖刑律、行政、军事、民事各类事务。

这部法典被认为是西夏现存体量最大的单一世俗文献，篇幅远超同期可见的其他西夏文书。

相较佛经的宗教流通，一部法典用本民族文字书写，意味着政权有意把行政和司法的运作语言从汉文切换过来，而不仅仅是多加一道翻译。

两种文献，各自代表了文字推广的不同维度。

佛经靠的是信仰渗透，法典靠的是行政强制，两条路同时走，西夏文才算真正扎进了这个政权的日常运转。

但扎得再深，也有个前提，政权在。

1227年，蒙古军队攻陷西夏，末帝出降，旋即被杀，西夏政权就此覆灭。蒙古对西夏的征伐造成大规模破坏，城池毁损，人口锐减，西夏文的传承链条在这场动荡中断裂。

此后，西夏文失去了官方背书和学校传授，在民间的残存使用逐渐收缩，到元明之际，能读写西夏文的人口已极为稀少。这套字就此沉入历史，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无人能识。

20世纪初，随着黑水城文献出土，西夏文重新进入学界视野。

俄国学者聂历山在1920至30年代从事西夏文解读工作，留下了早期的研究成果，后来在政治运动中遇难。

中国学界对西夏文的系统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逐步推进，《天盛律令》的校译、字典的编制，让这套文字的面貌越来越清晰。

但西夏文迄今仍未达到完全通读的程度，部分词汇和字形的释读，学界内部仍存争议。

黑水城里那些佛经残页，有的墨迹依然清晰，字形笔画保存完好，只是能认出来的人，到今天仍然屈指可数。

参考信息来源
1.《宋史·夏国传》，元代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点校本。记载西夏建国、文字创制及政治制度的基本史料，是了解西夏历史的重要正史来源。
2. 史金波著《西夏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对西夏文字的创制过程、佛经刻印、法典编撰及文献流传有系统深入的梳理，是西夏学领域的权威学术专著。
3.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天盛律令》的汉文整理译注本，是研究西夏法律文献的基础参考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