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以为，国家发展当然是越快越好，能抄近路，为什么还要绕远？可翻开建国初期那段历史才明白：有些“捷径”不是不能走，而是根本不敢走。因为眼前省下的那点力气，最后可能要后代拿几十年来还。
 
1949年，全国6亿人里80%是文盲，农村更吓人，95%以上的人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当时有人算过账，让4亿多人认字，得耗多少老师、多少教室、多少年？这账怎么算都亏。可偏偏就有人不信这个邪。
 
山东莒南县有个叫高家柳沟的小村子，300多户人家，全村只找得出9个识字的人。合作社记工分，连社员名字都写不上来，画圈画杠，时间一长，满本子全是圈圈杠杠，成了一笔糊涂账。
 
团支部一咬牙，干脆自己办学。从写名字学起，春耕就学“春耕”，送粪就学“送粪”，识字班直接办到田间地头。两个半月下来，115个青年里有19个能当记账员，92个人能记自己的工账。
 
这件事后来被报到北京，毛泽东专门写了批示。全国各省市县甚至村，都照着这个路子编自己的扫盲教材。
 
工矿搞“长班短班结合”，农村搞“农闲多学、农忙少学、大忙放学”。到1957年上半年，2200万人脱了盲，160万人达到高小和初中文化程度。到后来成人文盲率从80%以上一路降到3.6%以下。
 
这笔账，当初按“效率”算，怎么算都不划算，可一个国家要跑起来，连记账都记不明白，能跑多远？
 
比扫盲更狠的是防疫。血吸虫病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肆虐了两千多年，12个省300多个县，感染人口上千万，受威胁人口超过一个亿。得了病的人肝脾肿大，腹泻便血，丧失劳动力，死亡率极高。
 
很多地方人烟稀少、田园荒芜，甚至出现整个村子没人了的惨状。有人说这是“天灾”，治不了。
 
1953年，沈钧儒在太湖疗养，亲眼看到疫区惨状，写信给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当天回信：“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
 
1955年，毛泽东在杭州听取汇报，当场决定成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要求各省立即行动，把消灭血吸虫病当政治任务来抓。
 
有些干部觉得，防疫慢慢来就行，眼下吃饭要紧。毛泽东直接批了：各级党委对卫生防疫工作缺乏注意，是党的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必须改正。
 
1956年，消灭血吸虫病被写进《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
 
几亿人一起动手，灭钉螺、管粪便、治病人。1958年，毛泽东看到余江县消灭血吸虫病的报道，一夜没睡，提笔写下《七律二首·送瘟神》。
 
那个年代国家穷得叮当响，拿出这么大精力搞防疫，按“成本收益”算，绝对是一笔亏本买卖。可亿万劳动者的命保住了，这个国家的底子才有人来撑。
 
如果说扫盲和防疫是保命，那工业化的路选择就更要命了。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几乎没有像样的重工业基础。按正常逻辑，先搞轻工业、搞农业，慢慢攒钱再搞重工业，这路最稳。
 
新中国成立初期也确实有过这个想法，刘少奇就讲过，先恢复农业和轻工业，再逐步建立重工业基础。
 
但朝鲜战争一打，所有算盘全推翻了。战场上跟美军装备差距大到让人窒息。没有钢铁，没有机械，没有国防工业，连国家安全都保不住，还谈什么慢慢发展？
 
1953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正式确立，李富春说得明白：只有建设重工业，才能保证国防巩固和国家安全。
 
这条路在当时看是走了“弯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短期内上不去，消费品供应紧张，日子过得不宽裕。但后来中国能造汽车、造飞机、造原子弹，靠的就是那几十年打下的工业底子。
 
更“笨”的还在后头。1964年，中苏交恶，美国在东南沿海施压，国家安全四面受压。中央做了一个让很多人想不通的决定：把大量工业往中西部大山里搬。
 
三线建设从1964年干到1980年，国家累计投资2052亿元，在中西部建了约2000个大中型企业和科研院所。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西南西北三线就部署了300多个大中型项目。
 
在金沙江边，建设者们“三块石头支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靠人力搬运成千上万吨机械，硬是在荒山野岭里建起了攀枝花钢铁基地。
 
成昆铁路、湘黔铁路、襄渝铁路相继通车，改变了西南地区长期交通闭塞的状况。三线建设期间，原子弹爆炸了，氢弹爆炸了，东方红一号上天了，核潜艇下水了。
 
邓小平后来说过一句话：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那时候在深山老林里砸进去的2000多亿，在账面上看不出回报，多少建设者在大山里一待就是一辈子。但正是这些“看不见的投入”，换来了后来几十年安安心心搞建设的外部环境。
 
回过头看，扫盲、防疫、重工业、三线建设，每一件事在当时都像在走“远路”。但绕过的那些“近路”，比如省掉扫盲直接上项目、先搞轻工业慢慢攒钱、把工业都堆在沿海图方便，看起来省了力气，实则是把风险留给了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