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4年，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李严得知此事，痛哭流涕，担心再也没人会起用自己，郁郁而终。
诸葛亮死在五丈原后，蜀汉朝廷开始重新安排权力，蒋琬逐渐接过军政重担。就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废为庶人的李严也走到了生命尽头。《三国志》说得很清楚，他一直盼着诸葛亮重新起用自己，等到诸葛亮去世，便认定后来者不会再给他机会，最终发病而死。这个结局最值得琢磨的地方，是李严真正依赖的人，偏偏就是当年主持处理他的人。
往前看十多年，李严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223年刘备病重于永安，让诸葛亮和李严共同受遗诏辅佐刘禅，李严被任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继续留镇永安。北京大学相关三国史课程甚至把《李严传》列为研究蜀汉“主客分野”的核心史料之一，说明李严的兴废，本身就是理解蜀汉政治结构的一把钥匙。
但“同为托孤”并不等于权力完全对半分。刘备死后，蜀汉面对的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北有曹魏，东有孙吴，益州人口、财力和交通条件又有限，政令必须高度集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介绍的相关研究也指出，诸葛亮北伐长期受到经济基础薄弱和地理运输困难制约。也就是说，蜀汉最缺的从来不只是能打仗的人，更缺一个能够把前线、后方、粮运和地方行政拧成一股绳的体系。
李严偏偏在这个体系里逐渐显得“不合拍”。他早年治理地方很有成绩，说明办具体事务有能力，可到了北伐时期，诸葛亮需要的是服从统一调度。李严却曾提出划出五郡另设巴州，又希望自己获得新的地方职位。230年曹真准备攻蜀，诸葛亮再次调他率军赴汉中，最后连李严的儿子李丰都被安排接手江州事务，李严才真正离开自己的经营地盘。
这里已经能看出两人的差别。诸葛亮考虑的是蜀汉有限资源怎么集中使用，李严更在意自己手里的地盘、职位和政治空间。两个人都不是普通官员，一旦这种分歧落到军事行动上，后果就会被无限放大。
231年发生的粮运事件，就是最后一道坎。诸葛亮出兵祁山，李严负责后勤。因为运粮出现困难，李严要求前线退军；等诸葛亮撤回来以后，李严对朝廷和前线的说法却出现明显矛盾。诸葛亮把前后文书摆出来，李严无法自圆其说，最终被废为庶人。四川地方高校有关诸葛亮生平的资料，也对这段过程有较完整记载。
我认为，李严真正输掉的不是一次官场争执，而是在国家处于高压状态时，把个人政治算盘放进了军事指挥链条，这对于国力本就有限的蜀汉来说，是最不能承受的风险。
可有意思的是，李严被废以后，并没有遭到株连到底。他的儿子李丰仍继续任职，这说明诸葛亮处理李严，重点仍是他的个人责任，而不是把整个家族一并清除。也正因为如此，李严才会产生一个判断：只要诸葛亮还在，自己总有可能重新回来。
这种期待并非完全没有逻辑。李严资历太深，曾与诸葛亮同受托孤，别人轻易不敢启用他，也未必压得住他；真正有威望重新安排李严位置的人，恰恰只有诸葛亮。到了234年，诸葛亮一死，蒋琬、费祎等人按照既有秩序接班，蜀汉权力过渡总体仍然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关于《三国志》政治网络的研究也指出，蜀汉权力中心较集中，权力过渡相对平稳。
这意味着李严等来的不是“机会来了”，而是最后的门彻底关上了。后来蜀汉的核心班底已经形成新的政治秩序，重新请回一个曾经担任中都护、又在北伐后勤问题上犯过严重错误的老臣，既没有现实必要，也会增加内部协调成本。
所以李严的一生，不能简单归结成“诸葛亮排挤功臣”。学界对于蜀汉内部集团关系确实存在不同讨论，济南大学学报刊载的研究也把李严放进荆州、东州和益州政治力量的互动中观察，但无论采用哪种解释框架，231年的文书矛盾和粮运责任都是绕不开的事实。
从地方能吏到托孤重臣，再从中都护跌到庶人，李严缺的从来不是办事能力，而是在国家危局中处理个人权位与整体战略关系的能力。诸葛亮活着时，他还能等；诸葛亮死后，他才发现，自己这些年真正等的并不是一个官职，而是唯一一个还能替他打开那扇门的人。234年的那场痛哭，也就不只是伤人，更是李严终于看清了自己的政治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