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周恩来病危之际，示意邓颖超俯身到枕边，轻声说出一句评语：“方圻同志，是模范共产党员……”
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最后守在总理床前的名医，三十七年前曾以一个十九岁大学生的身份，参与刺杀汉奸周作人。
有人说，他的一生，前半段在暗处锄奸，后半段在灯下救人。

方圻1920年2月15日出生于北京，是天津银行家方伯屏之子。1931年他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初中部，入学不久便赶上九一八事变。
随后的六年，一二九运动、南下请愿、西站卧轨，南开的校训“允公允能”与救亡的烽火一起，锻造了这代人的骨血。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机把南开校园炸成废墟，方圻刚刚高中毕业。他和同学们跑回已成瓦砾的校园，看着被炮火摧毁的楼宇花木，悲愤难平。天津沦陷后，方圻怀着对日伪的仇恨，秘密参加了以南开、耀华学生为骨干的“抗日杀奸团”，他的妹妹方佩萱、方庆萱也随后加入，成为南开女中的抗团骨干。
抗团的誓词是“抗日杀奸，复仇雪耻，同心一德，克敌致果”。这是一群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出身却个个不凡：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辈、同仁堂的大小姐、孙连仲将军的儿女都在其中。团员祝宗梁晚年回忆，他们弄到枪支后不知怎样训练这些从没摸过刀枪的文弱学生，想出的办法竟是“跟人打架，打谁呢？打流氓”，打完之后就跑，以此练胆。
当时，抗团的枪支弹药始终匮乏，北平方面的重要枪械文件一度就藏在冯运修家里——他是大汉奸齐燮元的外甥，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成了抗团的保险柜。

1938年秋，方圻由耀华南开特班考入燕京大学医预科，与他一同考入燕大的抗团成员还有宋显勇、范旭、黎大展等人，抗团随即在燕大建立了小组。
此时，一个更大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周作人。北大内迁后，周作人留在北平，1938年2月起公开出席日伪会议，市面上风传他将出任华北伪政府教育督办。据《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记载，这些情报引起重庆方面高度重视，戴笠的军统遂向抗团下达指令：周作人这样的人一旦与日本合作，其危害难以想象，必须在其公开宣布意图之前除掉。
在当时，抗团在北平没有租界可作依托，只能依靠燕京小组这批大学生做接应。方圻所在的小组承担了联络、踩点和转运的工作——那支行刺用的手枪，就是抗团成员郑统万设法偷运进北平的。
1938年底，行动已经试过一次：范旭与李如鹏摸到西城八道湾周宅附近，因途中遭遇警察盘查、情况不明，被迫中止。
1939年元旦之前，李如鹏与新学中学的赵尔仁从天津再次来平，续行未竟之事。方圻晚年回忆，这次行动由宋显勇、范旭协同李、赵执行，他自己留在燕京大学等候消息。
行动的关键一环，是必须见到周作人本人。青年们自称天津中日中学的学生，持介绍信叩开八道湾周宅，求见“周先生”批准赴日留学。
元旦上午，周作人正与客人、北大教授沈启无谈天，听说抗战之际仍有人要东渡求学，兴致颇高，起身相迎，毫无防备。
赵尔仁留在门外望风，范旭陪在一旁，李如鹏佯装取信，在不足两米的距离内掏枪击中周作人左腹。由于抗团的手枪威力极差，往往必须凑到两三米内打太阳穴和心脏才能致命，十米开外弹头便不知飞向何处——周作人的命，偏偏被一枚毛衣纽扣救了：子弹打在铜扣上，减速变向，只擦破腹皮。沈启无闻声站起，被误以为反抗，胸口中弹；老车夫张三数枪殒命，佣人小方左肩贯通。混乱中仆人围拢，将李如鹏按倒在地，赵尔仁冲进门朝天连放数枪才驱散众人，三人撤至胡同口，与策应的宋显勇乘车遁走，仓皇间范旭还把一条围巾落在了周家。
周作人当天日记只留下寥寥数语：“为暴客所袭，左腹中枪而未入，盖为毛衣扣所阻也。”当天下午，日本宪兵把他押去沙滩北大红楼地下室审问两个钟头，此后便衣常驻周宅，名为保护，实为监视。
这桩奇案日伪始终未能侦破；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经此一吓，周作人自认为再无退路，两个月后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馆长，此后一路做到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青年们的一枪没能拦住汉奸，反而把他推向了更深的深渊。

此后，噩耗接踵而至。
1940年8月，抗团在北平天津遭联合大搜捕，四十余人入狱，二十余人殉国。方圻则沿另一条路继续救国：学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协和医学院停办，他辗转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再至成都华西协合大学，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和金钥匙奖，1948年5月，进入北京协和医院，此后整整七十年没有离开。
1956年，三十六岁的方圻接受为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的任务，出任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作为国内率先开展心脏导管检查技术的专家，他救死扶伤无数，却始终说最怀念的，是陪伴周恩来度过人生最后时光的日子。
1973年总理患膀胱癌住进305医院，方圻守在病榻旁反复斟酌方案；1976年1月8日，他守在监护器前，参与了最后一次抢救。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把总理生前用的一座电子石英钟赠给他，并留下嘱托：钟若停走，就把指针拨到上午9时57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