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站户家庭，除了养驿马还要承担哪些义务？

至元年间，某处驿站来了一批官员，随行的人马比规定多出了一倍，所有人理所当然地等着开饭、换马、过夜。站里的管事翻了翻粮食，翻了翻草料，知道今晚撑得过去，明天就不好说了。

这笔开销，最后还是从站户的家底里出。

元朝驿站系统横跨欧亚，规模在当时的世界上相当罕见，马可·波罗在游记里对这套系统留下了印象深刻的描述，说沿途驿站可供骑手换马、补给，效率相当高。

效率确实高，代价由谁来付，马可·波罗没有细说。

站户，是元代专门注册负责维护驿站运作的民户，身份写入官方户籍，世代相传，不能随意改籍。

元朝版图辽阔，驿站网络把大都与各省路、边疆、藩属地带全部串联，靠的就是这套站户制度。

养马当然是核心，驿马要随时保持体能，数量也有规定，站里的马不够数，出了事追责的是站户。

但马只是开头。

按元代制度规定，站户除了提供和维护驿马，还需要承担接待过往官员使节的食宿开销，包括马匹的草料、过夜的饭食，人员住宿期间的炭火灯油，这些均出自站户。

水站另有一套规矩，靠近河道湖泊的驿站，站户需提供船只和撑船的人手，旱站换成水站，劳役的形式变了，重量不减。

遇到大队使团经过，随行人员多、携带货物重，站里的马匹不够用，站户要自行找补。找补意味着借马或租马，费用自担，事后若有损耗，补偿也归站户。

朝廷对站户有一定减免，按规定，站户可以免除部分丁税，算是对这份差役的补偿。

可这个补偿，在实际执行中参差不齐，各地情形不同，减免能不能足额落地，和地方官员的执行力度关系很大。

站户最头疼的，不是制度本身规定的那些，是规定之外的加派。

元代官员出行，手持铺马圣旨或者符牌，可以在驿站取马取粮，这套制度本来限定了使用范围和人员规格，但实际上符牌流通相当混乱，借用、冒领、超额取用的情形在《元典章》的相关条文里反复出现，说明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被根本解决过。

一个官员带着超额的随从人马到站，理论上超额部分不该由驿站承担，但现场说得清楚的情况不多，管事的人若敢当面拒绝，得罪的是掌着符牌的人，之后麻烦更大。

最终结果，是额外的人马照样吃了住了，账算在驿站头上，驿站的开支压到了站户身上。

《元史·兵志》里对驿站使用的规范写得相当细，出行等级、符牌制度、取马数量、规格上限，条文不少，但条文后面跟着的往往是关于违规的处罚条例，这本身就说明违规是常态，不是例外。

站户的抵御能力几乎为零。

站户身份固定，不能轻易脱身，如果因为无力承担而欠账，下一任当差的还是同一户人家。《元典章》里有涉及站户负债、家产被变卖的案例记录，是真实发生的事，不是孤例。

元代站户和别的差役户有一点不同，分布地域极广，从中原到漠北，从西北到云南，各地驿站都有站户在籍。

不同地区站户面对的具体义务，因当地的驿站性质而有差异，北方草原上的站以马为主，南方水网地带的站以船力为主，但负担过重这件事，是各地站户共同的处境。

元代中后期，朝廷多次试图整顿驿站制度，减轻站户负担，针对符牌滥用下过禁令，也尝试限制随行人员规模，效果有限。

禁令一道接一道，说明前一道没能管住事情，后一道接着出，再后来又出，如此循环。

至正年间天下大乱，各地驿站维护随之陷入困境。

叛乱蔓延的地区，站户首先面临双重压力，既要应付朝廷的征调，又要应对地方局势的动荡，部分驿站因站户大量逃亡而陷入瘫痪，信使无马可换，军情无法传递，这对一个依赖驿站维系行政的帝国来说，是相当深的一刀。

元朝灭亡之后，朱元璋建立明朝，重新整顿驿站制度，对驿站使用设了更严格的凭证管理。

洪武年间关于驿站的诏令里，明显带着对元代驿站滥用问题的反省，严格限制无凭无据取用驿站资源，处罚也写得更清楚。

这说明元代驿站的问题，已经足够让后来的建设者把它当成反面教材。

驿站边上的那户人家，每当有使团路过，院里的马匹就少一匹，粮囤里的粮就少一些，然后等着下次补上。补不上的时候，就去借，借来的钱还不上，院里的地契就少一张。

《元典章》记录过一户站户的申诉，说家中已无余粮，马匹也无力喂养，恳请减免差役。案卷后面的批复已经模糊，看不清楚写了什么。

参考来源：
宋濂等：《元史·兵志·站赤》，中华书局点校本，1976年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元典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