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99年，乾隆病重弥留之际，曾数次隐晦示意嘉庆，假意谦逊道：“朕一生功业平平，不必尊朕为‘祖’，只以‘宗’为庙号便足矣。” 可他心里实则盼着能称祖，毕竟康熙为圣祖，他自视功业不输前人。嘉庆心领神会，并未听从这番假意推辞，最终议定庙号为清高宗，既合礼制，也顺了乾隆一生自负的心意。

消息传回乾清宫暖阁那天，乾隆已三日未进米汤，正靠在软枕上闭目养神。他听完太监跪报廷议结果，眼皮掀了一下，嘴角动了动，没出声。嘉庆站在床尾，衣摆还沾着养心殿外没化尽的残雪，他没看父亲的眼睛，只盯着床帐上一根松脱的银丝线。

当天夜里，嘉庆独坐南书房，案上摊着礼部拟好的两份奏稿。一份写“圣祖”，引了顺治朝为多尔衮破例的旧事，说功业冠绝便可称祖；另一份写“高宗”，规规矩矩按《会典》“德覆万物曰高”的释义，一字不越。窗外值夜的太监换了一拨，灯花爆了两回，他始终没动笔。

次日一早，他召了三位内阁学士进宫，没说庙号的事，只问：“先帝平准噶尔、定金川，收台湾、抚西藏，六次南巡治河，十次普免钱粮——这些事，放在本朝列祖列宗里，能不能算空前？”学士们面面相觑，领头的老臣叩首道：“圣祖爷削三藩、收台湾，也是功业空前。”嘉庆点点头，挥手让他们退下。

门关上之后，他一个人走到书架前，抽出那套翻旧了的《清太祖实录》，随手一翻就翻到努尔哈赤受“太祖”尊号的那页。纸已经发黄，墨迹淡了，但那一行字像针一样扎他眼睛——“创业垂统，功莫大焉”。他合上书，想起康熙年间编《古今图书集成》时，圣祖曾说“称祖不在功业大小，在开基与否”。这话是小时候听上书房师傅讲的，此刻忽然从记忆深处浮上来，钉在他脑子里。

正月里乾隆还能坐起来批折子时，曾当着他的面把朱笔摔在炕桌上，说了一句：“朕这一辈子，最恨人拿规矩量朕。”当时嘉庆没接话，只把地上的笔拾起来，搁回笔架。如今回想起来，那支笔落地的声音和父亲咽气前最后一声痰喘，在他耳朵里叠成了一样的重。

廷议到了第三天，支持“圣祖”的几位军机大臣上了联名折子，措辞很硬，说“一祖不二宗”的成规是针对前明旧制，本朝自有本朝的气量。嘉庆把折子看了两遍，搁下，又拿起来看了第三遍。值房的炭火烧得旺，烘得他额头出了汗，他用袖子擦了一把，忽然站起来，走到案前铺开一张新纸，亲手写了“高宗”两个大字。墨还没干，他提着那张纸站了一会儿，然后叠好交给候在门外的太监：“送内阁存档，廷议到此为止。”

太监捧着纸出去了，嘉庆没坐回椅子上，就那么站在案前，看着自己方才落笔的地方。纸虽然拿走了，但朱漆桌面还留着一点墨痕，他拿袖子去擦，擦不掉，便由它留在那里。

乾隆是在正月廿二寅时走的。最后那天傍晚，嘉庆端着参汤进去时，他醒着，眼睛望着帐顶，突然说了句：“朕比圣祖爷如何？”嘉庆把参汤放在炕桌上，弯腰替他掖了掖被角，说：“父皇累了，先歇着吧。”乾隆没再追问，只是把脸侧向墙壁，像一个小孩子赌气不肯再说话。

丧钟响了二十七声。太庙神主送进去那日，嘉庆站在丹陛下，抬头看匠人刚描好的“清高宗”三个金字。日光很好，照得那三个字明晃晃的，像要跳下来砸在他脸上。他身后跟着一串文武百官，没人敢抬头，也没人敢出声。

他站了约莫一盏茶的功夫，转身往回走。走到乾清门廊下时，碰见内务府的人正抬着乾隆生前用过的炕屏往外送，他让到一边，等人过去，才继续往前走。进了养心殿，殿里已经换了一批新陈设，乾隆那方用了三十年的松花石砚被收进了库房，原本放砚台的位置空出来，擦得干干净净。嘉庆看了一眼，走到窗边把窗推开一条缝。正月的风灌进来，冷得他打了个激灵，他没关窗，就那么站着，直到太监进来请他用膳才转身。

后来有一回，他经过西暖阁，听见新来的小太监在擦地时随口念了一句“高宗爷当年……”他脚步顿了顿，没有停，也没有回头，径直走过去了。檐下铜缸里的冰还没化透，水面上浮着碎冰碴子，日光一照，亮得晃人眼睛。他走远了，身后的脚步声也散了，只剩下风吹着檐角铃铛，一下，又一下，像有人在远处轻轻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