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日与人聊天,聊到了一个话题,现在的财务供养人员,也就是公务员或者事业单位,会不会是一个相对稳定的职业。
我对此的观点很简单,任何事情,放到经济框架下,都能得出比较简单的结论。而且没有什么不讲经济只讲政治的事情,过去现在未来都是这样。
站在经济的角度,公务员与事业单位等国家财政供养人员算是国家雇佣的,经济衡量就是,第一,国家财政(包括地方财政)是否一直在提升并且保持盈余,第二,国家财政在这些人员开支上的支出与他们提供的价值是否对等。
如果第一个问题成立,也就是国家财政一直很宽裕有盈余,第二个问题就不是那么尖锐,就好像盈利的企业发奖金与招聘很宽松一样。问题是,这个前提条件已经不复存在。
今早听到了一个采访的片段,被采访者回顾当年设计社保制度时候的一个出发点,其中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过去几十年的欠账,就是过去的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国企员工基本上没有什么社保的积累,如何解决他们的社保需求。
解决的方式就是计划内的视同缴费,同时大幅提升企业的社保缴费费率(企业上缴的部分),这其中包括提升缴费基数,于是出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社保缴费基数可能远远高于一个人的收入水平,折算到个人所得税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假设你一个月收入五千块,但是规定你必须按照至少一万块缴税。这当然不是针对个人而是针对企业的,但是针对企业的综合用工成本,最终总是会反映到每个人的收入上。
这实际上是用当下的劳动力收入弥补过去的缺口,用当下的人养过去的人。
这当然有问题,所以在制度上必须在二十年弥补这个缺口,访谈中没有提及的是,在制度设计上,那些农村户口默认是被排除在外的。
应该说,在过去的确有弥补这个缺口的机会,因为有一个阶段,经济快速增长,财政收入充裕,尤其是卖地的收入,等于是把过去积累了很多年的财富在短期之内变现,问题是,在那个阶段,没有多少人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解决过去遗留的各种问题,比如补足社保医保缺口,解决农村人口保障问题,毕竟这种保障很难转化为GDP增长的数字。
然后当狼真的来了的时候,发现什么都缺,当年制度设计时那批缴费的主力中年,已经纷纷退休,中国快速的老龄化使得社保压力必然逐年快速上升,而社保缴费比例却逐年下降,因为压根没有机会将社保缴费费率回落到一种合理水平,企业尤其民企中小企业的合理选择就是,尽量不缴费,至少少缴费。
办法是有的,比如劳务外包,比如灵活就业,之前常州星宇大量使用劳务外包那事,算是把这是揭开了一个角,但是绝对不是偶然孤立现象。负向循环已经形成,人口出生率下降,劳动人口减少,老龄化严重,社保缺口增加,缴费费率提升,企业缴费意愿进一步降低,社保收入进一步降低。
或许手段之一是用国企利润弥补社保基金的缺口,但是前提条件是,国企总是有利润的。而这必然带来另外一个强烈的驱动力,就是国进民退,与民争利。
很多时候希望会寄托在增长上,如果中国能够恢复之前8%甚至超过10%的高速增长,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问题是,这里有个简单的数学问题,就是体量越大,增长越难。
一个简单的数字,2000年中国GDP增长8%,占全球GDP增长的17%,2025年中国GDP增长5%,占全球GDP增长的大约30%。这里的影响因素包括中国体量变大与全球增长乏力。或许可以骄傲的说中国成为全世界增长的引擎,可是凭什么大家都心甘情愿的看着自己停滞中国高速增长呢?尤其是中国这样相当依赖向全球出口的国家,这样的反制力是无法忽略的。
所以逐渐回归低速增长是大概率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节流几乎是必然采取的行动,节流的其中一个完全可以想象的手段,就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的开支。
这种减少不是减少离退休人员的开支,那个影响太大,不太敢处理,最多少涨甚至不涨,往下砍,这个需要的勇气太大了。
但是在职的却有无数处理方式,不要以为有个编制就是铁饭碗,经历过上世纪九十年代大下岗的人都知道,所谓铁饭碗,在铁锤面前,什么都不是。
比如先是缩编减少行政人员自然淘汰,然后减薪逐渐降低福利奖金等开支劝退,要是还是顶不住,那就直接开始裁人了。
这么做会影响执政能力么?不会的,各种文牍工作,可以逐渐被人工智能替代,各种一线工作,可以转向外包,一些事业单位比如教育科研,可以市场化,剩下的决策工作,其实不用多少人,必要的时候再搞一点机构精简,人口减少,减少管理人员与机构,也合情合理。
所以指着拼命奋斗几年,考公考编,然后一辈子就可以安稳度日最后拿着丰厚退休金,这个如果上面没有人,家里没关系,自己缺能力,还是不要报太高期待。
风大浪急,没啥避风避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