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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问马未都:“你以后会把博物馆上交吗?”马未都摇摇头:“我这博物馆,说白了就是

杨澜问马未都:“你以后会把博物馆上交吗?”马未都摇摇头:“我这博物馆,说白了就是我自个儿攒了一辈子的心血。每一件东西怎么来的,花多少钱买的,跟谁磨了多少嘴皮子,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段对话发生在《杨澜访谈录》的录制现场,台下观众原本以为这位坐拥百亿文物的收藏家会像其他文化名人一样,给出一个充满情怀的答案。

没想到他的拒绝如此干脆,全场一片哗然。

马未都这番话听着刺耳,却藏着他对文物最真实的疼。

这背后站着的,是观复博物馆的创办人,一个从工厂机床工摸爬滚打出来的传奇人物。

马未都的父亲是解放战争打出来的老兵,骨子里带着一种理念,什么东西都得自己挣,挣来的才算数。

他11岁辍学,后来跟着父亲去黑龙江干农活,回城后进工厂当工人,干得是机床工的活儿。

1981年,他在报刊发表小说《今夜月儿圆》,一炮而红,被调去当编辑。

上世纪80年代末,他和王朔、刘震云等人组建“海马影视创作室”,推出《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电视剧,赚了一笔巨款。

别人拿这笔钱买房买车,他却一头扎进了古玩市场。

那时候北京有玉渊潭东门、北海北门等自发形成的半地下交易市场。

1982年他花1600元买下第一件正式藏品,名为四扇钧瓷挂屏,这笔钱是他准备买彩电的,新婚妻子虽有委屈却选择支持他。

后来他家被小偷光顾,电视机和音响被偷走,那四扇挂屏却完好无损地摆在那儿,恐怕连他都没有想到,小偷压根看不上这些“破烂”。

马未都自称“捡漏”发家,但他说得实在:“我搞收藏是兴趣所致,年轻时有机会,幸运地买到了很多廉价的珍品。”

上世纪80年代,真品都少人问津,没人费心去作假,所以马未都“很少打眼”。

1987年,琉璃厂虹光阁里一个雍正官窑的盘子,不到500元,这个盘子今天拍卖怕不是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1996年,他创办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1997年正式开放,这是新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名字取自老子《道德经》里的“万物并作,吾以观复”,静下心来一遍又一遍观察,才能认清事物本质。

博物馆内设瓷器馆、家具馆、油画馆、工艺馆、影像馆、门窗馆,其中古代家具收藏最为亮眼,光家具馆就占地700平方米,展出明清古家具精华200多件。

马未都把这些家底摊开给所有人看,门票只卖50元,学生、老人、军人还能享受半价优惠,1.2米以下儿童免票。

他的博物馆全年无休,除了大年三十到新年初三这四天,其他时间都开门迎客。

因为他自己在国外有过大老远跑去参观却赶上闭馆的痛苦经历,所以绝不让游客白跑。

面对杨澜的追问,马未都给出的拒绝理由非常直白。

他说,观复如果上交,就得走编制、预算、审计,私立馆原本的灵活玩法会被全磨掉,意味着开放时间、讲解方式、低票价运营这些他苦心摸索出来的模式会变慢。

他知道若是上交,入库清理时刷掉罐底那层沾着黄土的痕迹,那是它从地里出来的证据,是几百年岁月最后的印记,标准流程只认完整度,不认经历。

他更怕的是,大馆预约难、玻璃厚、观众走马观花,老百姓没法安安静静看个展。

他想保留这份纯粹,让普通人花几十块钱,听讲解员用大白话聊透一只碗的来龙去脉。

马未都的解决方案比“不捐”更值得琢磨。

2010年,他成立观复文化基金会,把自己几十年买来、拍来、受赠的全部藏品捐给基金会,由理事会统一管理。

这个做法等于不把东西留给儿子,也不直接交国家,而是交给一个非营利机制。

基金会管钱、理事会管方向、馆里管展陈,章程明定非营利、藏品不对外卖,后人只有干活权,没有处分权。

马未都说得挺实在:“我希望我退休了以后,在不通知博物馆的情况下,自己买票进来参观,发现一切都比我想象得好,那真是我的福气了。”

他不想晚年还背着巨额包袱为钱操心,退下来后想腾出时间多写些书。

有人质疑他格局小,可真正爱文物的人都懂,文物不是冰冷的资产,是有温度的记忆。

马未都最怕的不是东西没了,而是东西失去了“活”在人群中的机会。

他曾经说过一句挺有分量的话:“人的一生应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的趋利,第二重是趋名,希望心情愉悦,第三重是灵魂上的修行,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

他把收藏当作一种修行。这种修行不是靠摆阔、不是靠囤货,是靠让这些物件一直被人讲、被人看、被人记住。

从1982年用买彩电的钱收下那四扇挂屏,到2010年把所有家底托付给基金会,马未都用半辈子验证了一个道理。

保护文物的重点不是锁住它,是让它继续活。

活下去的方式不在库房里,而在人心与讲述的传递之间。

信息来源:(央视网——《马未都说隐情:为何没把观复博物馆捐给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