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入狱后，李淑一曾经去看过她。探监时，李淑一劝杨开慧：你这么年轻，才29岁，还有三个孩子，你就暂时答应何健的要求吧。发个和润之发表脱离夫妻关系的声明，以后再寻找机会复合。
阴暗的探视间里，铁栅栏在墙上投下森冷的影子。杨开慧接过李淑一带来的布包，里面是几件孩子们浆洗过的贴身衣物。她的手指在粗糙的布料上轻轻摩挲，没有立刻回应那句劝告。
“你总说以后。”杨开慧抬起眼，声音很静，“可‘以后’是拿什么换来的？”
李淑一刚要开口，杨开慧从布包夹层里抽出一张折得很小的纸，推过栅栏底下的缝隙。那是一张铅笔画的画，三个歪歪扭扭的小人手拉着手，旁边写着“等妈妈回家”。
“岸英画的。”杨开慧说，“他问我，妈妈为什么还不回来。”
李淑一的眼圈立刻红了。
“我比谁都想回去。”杨开慧把画小心折好，贴回心口的位置，“可如果我今天签了那张纸，明天我的孩子就会知道，他们的母亲为了‘回家’，把另一个名字从心里剜掉了。那个名字，是他们父亲的名字，也是千千万万人正在流血守护的东西。”
探视时间快到了。看守的脚步声在走廊尽头响起。
杨开慧忽然握住李淑一的手，握得很紧：“淑一，帮我做件事。下次你来，别带吃的，带一套干净的旧衣裳，要深色的，料子结实些。”
李淑一愣住：“你要那个做什么？”
“他们不会让我穿自己的衣服上路。”杨开慧松开手，神色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家常事，“我不能穿着这身囚衣走。我得穿着我们自己的衣裳，干干净净地走。”
李淑一浑身发冷，她听懂了“上路”的意思。
几天后，何健亲自提审。审讯室比牢房宽敞，桌上甚至还摆了一杯茶。何健没有绕弯子，把一份拟好的声明推到杨开慧面前。
“签了它，现在就放你走。车就在外面，直接送你回板仓。”何健的指节敲了敲桌面，“杨女士，你是读书人，应该懂得审时度势。死在这里，除了让你的孩子变成孤儿，还能改变什么？”
杨开慧看着那份声明。纸张很白，墨迹很黑，“脱离夫妻关系”几个字格外刺目。
她没有碰笔，反而问了另一个问题：“何主席，你见过长沙的夜校吗？”
何健皱起眉。
“不是你们办的‘新民夜校’，是工友们自己凑钱，在窝棚里点一盏油灯办的那种。”杨开慧继续说，“我教过课。有个码头工人，四十多岁了，手指粗得握不住笔。他学了三个月，终于能歪歪扭扭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告诉我，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个只会扛包的牲口。”
“你想说什么？”何健不耐烦。
“那张纸，你们叫他‘声明’。”杨开慧的目光落在声明上，“在我们那里，它叫‘火种’。一个人点燃了，传给下一个人。如果我今天把它掐灭了，那些刚刚学会写自己名字的人，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原来火是会灭的，原来教他们点火的人，自己先怕了烫。”
她把声明推了回去。
何健的脸色沉了下来。他起身，走到窗边，背对着杨开慧：“你还有三天时间考虑。三天后，军事法庭会做出判决。”
“不用等三天了。”杨开慧也站了起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我的判决：我杨开慧，生是润之的妻子，死是革命的魂。那张纸，你留着自己用吧。”
何健猛地转身，茶杯被他扫落在地，碎裂声在空旷的审讯室里格外刺耳。
三天后的清晨，李淑一带着那套深蓝色粗布衣裳赶到监狱时，刑场已经布置完了。杨开慧换上了那身衣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们没有再说多余的话。杨开慧从怀里掏出那张画着三个小人的纸，递给李淑一：“交给孩子们。告诉他们，妈妈没有丢掉爸爸的名字。”
枪声响在识字岭的清晨。
李淑一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刑场围观的人群里，有几个夜校的工人。他们看见杨开慧穿着那身粗布衣裳，挺直脊梁走到指定的位置，没有哭喊，也没有发抖。
其中一个人回去后，把这件事告诉了一起上工的同伴。一传十，十传百。那套深蓝色的粗布衣裳，和那张始终没有签下的声明，变成了窝棚里、码头边口耳相传的故事。
很多年后，当革命的队伍真的回来时，当年那个学会写自己名字的码头工人已经老了。他带着一群年轻人，在识字岭立了一块简陋的木牌，上面只写了四个字：
“火种在此。”
没有落款，也没有日期。但每一个路过的人，都知道它指的是谁，指的是哪一天，指的是那套没有被囚衣取代的深蓝色衣裳，和那张始终没有沾墨的纸。
李淑一把那张画交给了孩子们。岸英长大后，把那幅画重新描了一遍，在三个小人旁边，加了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母亲。她的手，和孩子们的手，紧紧拉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