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六大风险与对策

人工智能正深刻重塑全球政治、经济、军事与社会格局。在释放巨大发展红利时，催生出系统性、颠覆性、规模性、垄断性、结构性和根本性多重风险，对国安发展构成挑战。

一是系统性影响政治安全环境。 敌对势力和别有用心之人滥用深度伪造音视频、AI生成图文、智能水军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低成本、批量化炮制谣言、传播有害信息、煽动对立情绪。境外反华敌对势力通过深度伪造技术生成虚假视频并企图向境内传播，以误导舆论、制造恐慌，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使认知从少数专业机构能力，扩展为可被低成本、规模化运用的常规工具。

二是颠覆性升级网络攻防态势。 国外神话Claude Mythos、赛博GPT-5.5-Cyber大模型，人工智能提升网络漏洞挖掘、恶意软件开发效率和武器化水平。Anthropic三个月前推出Claude Mythos 5，拆除部分网络安全限制，面向Project Glasswing网络安全合作伙伴开放。OpenAI发布GPT-5.5-Cyber，在CyberGym漏洞基准测试成绩，超过GPT-5.5和Mythos 5。TrendAI报告，去年AI系统安全漏洞达2130个，占4.42%，大幅拉低实施网络攻击技术门槛与成本投入，网络攻防进入漏洞工业化、攻防全自动、AI对AI的新阶段，对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带来严重风险隐患。

三是规模性放大窃密泄密风险。 部分用户安全意识不足，境外人工智能产品处理敏感信息和向境外输出数据，造成境内数据大规模外泄。某单位在处理内部文件时违规使用开源AI工具，因电脑系统默认开启公网访问且未设密码，导致敏感资料被境外IP非法访问下载。15%员工在ChatGPT上传公司数据，超两成涉及敏感信息，风险隐蔽性强、扩散速度快、影响面广，对数据和国家安全构成挑战。

四是垄断性加剧科技发展失衡。 国外人工智能基础理论、模型架构、核心算力优势，以国家安全之名，制定实体清单、实施技术管制、垄断行业标准、建立闭源生态等手段，严格限制相关国家引进前沿技术设备、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对华AI限制手段从先进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拓展为实体清单、跨境管辖、市场准入等多工具并用，管制对象更广、政策边界更外延，国家安全不断被泛化。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禁止其进入国外市场，割裂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链、供应链，加剧全球智能产业发展失衡。

五是结构性冲击社会治理体系。 人工智能凭借通用性、渗透性等特征，通过就业替代、算法歧视、数字鸿沟等多重路径，对社会治理体系形成结构性冲击。部分AI算法存在隐性歧视，可能基于性别、地域、收入等因素设置不合理限制，剥夺特定群体发展机会，加剧贫富差距与社会不公。就业替代效应叠加技能鸿沟，使数字弱势群体面临更为严峻的就业竞争压力。数据资源向头部企业高度集中，形成国家—平台—用户三元治理结构，平台通过数据画像和算法推荐深刻影响用户行为，传统社会治理边界和手段面临系统性重构。

六是根本性变革军事斗争形态。 谁能通过算法实现更精细的感知、更精准判断、更精确打击，谁就能掌握战场主动权。美以对伊朗被外界称为人工智能战争。美以军方整合分析海量卫星情报数据，人工需328名分析师耗时100天，而人工智能仅用90分钟完成；从锁定目标到完成打击全程仅耗时11分23秒。美国Maven项目将目标定位到摧毁简化为数次点击，以色列薰衣草录入3.7万个潜在目标。人工智能正在从战场辅助配角变成关键角色，人类决策者沦为橡皮图章深层伦理危机。

要提升体系作战合力，强化风险感知预警，建立完善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平台。

要加强安全风险监测预警。 深化对人工智能发展态势等重大问题的研究，科学研判新兴技术带来的潜在风险，准确把握相关规律、动向、趋势，及时堵塞漏洞隐患，更新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分类分级、敏捷治理、共治共享等治理理念细化为可落地的实施方案。

要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加大对AI领域基础原理和算力芯片、开发框架、应用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的科研攻关，加快建立国家和地方数据资源池、“东数西算”协同网络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东数西算”工程成渝算力枢纽天府数据中心集群重要节点——中国·雅安大数据产业园已建成数据机房超30万平方米，交付标准机架4.5万个，总算力超6000P，在芯片领域，国产AI芯片企业正从单芯片算力比拼转向芯片、高速互联、整机集群、软件生态协同的多维突破，多条自主技术路线同步推进。DeepSeek V4模型实现与华为昇腾芯片深度适配，依托本土硬件搭建AI算力底座的“国模＋国芯”方案加速成型。

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是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博弈。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用系统思维构建覆盖技术研发、应用落地、风险监测、应急处置全链条的安全治理体系，用自主创新筑牢算力、算法、数据底座，在智能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