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左宗棠曾孙想回上海，写信给市委，请求分一套低楼层的房，谁料，他时任上海副市长的女儿竟毫不犹豫拒绝。

主要信源：（复旦大学——左景鉴：举家西迁服务人群，医坛建功绩，为国育英才）

1996年盛夏时节，一封不寻常的信件被递到了上海静安区房管办的桌上。

寄信人是左景伊，时年71岁，退休前一直在化工部任职。

信写得客气，说自己腿脚越来越不听使唤，爬一层楼梯得歇两三回，想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申请一套三楼以下的公房。

工作人员看了看他的履历，又看看他的姓氏，心里咯噔一下，这位老人的曾祖父，是左宗棠。

更巧的是，当时分管科教文卫的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论辈分是左景伊的同族晚辈。

工作人员心想这事好办，打个电话请示一下，说不定就能协调出一套低层房来。

电话那头，左焕琛听完，沉默几秒，说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话。

政策办，家属申请没有特殊理由，不单独协调。

这话一出，等于给这封信判个“按流程走”。

两个月后，静安区房管办的正式回函寄到左景伊手上。

暂无匹配的低层房源，建议考虑子女同住或市场化租赁。

左景伊所在的单位没有自建住房，倒是建议他参加安居工程，但要自筹三万两千块。

这笔钱在1996年不是小数目，老人掂量一下，算了。

同一时期，另一个老人的请求也摆到左焕琛的桌上。

那是她的亲生父亲，左景鉴。

左景鉴是个老大夫，1909年生人，抗战时候参加过救护队，抗美援朝时候设计手提输血箱，救了不少前线战士的命。

50年代国家号召医疗力量支援西部，他二话不说，把上海那套180平的公寓上交，带着全家搬到重庆，一住就是40年。

临走的时候，女儿左焕琛刚考上上海医学院，问他能不能在公寓里给自己留一间房住。

左景鉴摇头，说你住学校集体宿舍就行。

到了1996年，左景鉴87岁了，重庆的坡陡，他走几步就得喘半天。

老人想回上海，想叶落归根。

家里的亲戚看不下去，偷偷给上海市委写封信，说老人年纪大，能不能给协调一套低楼层或者带电梯的房子。

信转到了左焕琛手里。

她知道父亲的身体状况，也知道父亲这辈子没跟组织开过口。

但她更清楚的是，1996年的上海，还有三十万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不到四平米。

1994年市政府刚发了文件，明令禁止利用职权优先分房。

她在那封信上画了个叉，批几个字，房源紧张，优先解决无房困难户。

左景鉴最终没能回上海。

1997年左右，他在重庆病故。

临终前跟小女儿说，把骨灰撒到长江里，让它流回上海，看看母校，看看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

小女儿含着眼泪开玩笑说，葛洲坝和三峡大坝拦着呢，流不过去吧。

老人笑笑，说会流过去的。

左焕琛自己住的房子也好不到哪去。

当了几年副市长，她一直住在老旧的公房里，楼层高，没电梯，楼道里堆着邻居家的杂物。

单位几次提出来给她调一调，她都推了。

退休以后，她自己花钱买套小房子，面积不大，够住就行。

左家其他人也是这样。

左景伊的儿子左迅生，后来做到一家大企业的高管。

公司按规定给他配别墅，他没要，说老祖宗当年带兵打仗睡的都是帐篷，我没那个脸住别墅。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有意让左景清去文史馆任职，他谢绝这番好意，自己走进一家街道工厂做会计，这份工作一直做到他退休那天。

1996年的上海，弄堂里还在排队上厕所，亭子间里一家三代挤在一张桌子上吃饭。

公房分配的名额，每一个都牵着一家人的盼头。

左焕琛那一笔叉号，划掉的是自己父亲的晚年心愿，保住的是排队名单上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的位置。

这事后来被写进了《上海组织人事报》，标题叫《领导干部家属住房该如何对待？》。

左焕琛在里面说了一句话，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左宗棠当年抬棺出征收复新疆，靠的就是不谋私利的军规。

左宗棠留给后人的那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左家几代人用不同的方式守一遍。

左景鉴上交房子，左焕琛拒绝父亲，左迅生放弃别墅。

他们守的不是一套房子，是一个道理。

你手里的权力是替大家办事的工具，不是给自家人开门的钥匙。

左景伊最后没住上低层房，左景鉴到死没回上海老宅。

这是左家的遗憾，但也是那些排队等房的普通家庭的一份踏实。

一个人主动让了，另一个人就有落脚的地方。

这笔账，左家人算得清楚。